六省县域金融生态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机制和金融生态环境这样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来考察，
安博尔中诚信评级倾力打造最具影响力信用品牌。近年来六省县域金融生态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底子薄、起步晚，目前六省县域金融生态总体上仍然比较脆弱，特别是在中部三省这种脆弱性尤为明显，甚至个别地区出现恶化的趋势。
县域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金融主体弱小，服务品种单一 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从六省调查情况看，除浙江萧山、江苏昆山等少数发达地区外，大多数县域金融机构一般只有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和少量的保险机构。股
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类金融机构几乎为零，而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大量退出，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其他金融机构又没有相应建立。
县域金融服务面收缩。1999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市场退出的趋势明显，县域金融机构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其中，安徽撤销1209个，江西撤销1793个，河南撤销3193个，江苏撤销1052个，浙江撤销608个，山东撤销1929个，即使保留下来的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其服务面也非常狭窄，不少已成为实际上的“大储蓄所”。
金融产品传统、单一。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产品基本上属于卖方市场，在产品开发、业务创新和金融服务方面，商业性金融机构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观念和工作思路，维持着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低效运转。
县域金融生态调节机制：发育不全，培育不足，自我调节机制失灵 基层人民银行职能定位不清，转变较慢。自银行业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县支行职能定位还不是十分清晰，转变没有完全到位，在县域金融竞争不充分、道德风险依然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的功能和调节金融的作用均十分有限。
基层银行监管部门的外部调节错位。从县域金融监管的现状来看，重审轻监、重查轻罚、重救助轻防范等现象仍比较普遍。另外，监管权力的运作缺乏有效的再监督机制，县域监管机构之间缺少协调合作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县级分支机构几乎没有授信权。近两年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信贷收权措施，绝大多数县级支行也因此失去了
信贷发放权限。这最终导致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缺乏自我调节功能，成了单纯吸收存款的机构，使本来就积累不足、缺乏资金的农村资金被抽走，投入到大中城市。以安徽宿州市为例，2004年县域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55亿元，贷款余额仅为8.7亿元，流出资金近40亿元。
现行的邮政储蓄体制使县域资金大量自下而上单向流动。长期以来，邮政储蓄以其邮政代办点遍布乡村和办理邮政汇款的优势，将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资金和外出打工人员汇回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吸收并逐级上划。从2000～2004年六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变化来看，安徽由95亿元上升到237亿元；江西由88亿元上升到266亿元；河南由194亿元上升到444亿元；江苏由403亿元上升到947亿元；浙江由110亿元上升到261亿元；山东由308亿元上升到657亿元。
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执法效果不佳，信用和制度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经济环境：结构性问题突出，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后劲不足。虽然各县的资源禀赋、发展现状等存在着差异，但从县域经济内部看，仍然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结构性矛盾突出，总体生产力水平相对不足。除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以外，其他五省县域经济总量不足，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二产业比重过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省与省之间县域经济的差距扩大。发达地区的山东、浙江、江苏三省县域生产总值分别是安徽省县域生产总值的3.75、3.52、3.5倍，浙江省县域人均GDP则是安徽省县域人均GDP的 4.6倍。同一省份的县域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江苏省的江阴市2004年实现的GDP是响水县的17.7倍，财政收入是响水县的34.64倍，其他指标差距均较大。
三是金融支持力度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坚持“抓大放小、择强舍弱”的市场原则，
安博尔中诚信评级倾力打造最具影响力信用品牌。不断增加对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的资金投入，县域金融支持力度日益弱化。从金融深度指标——贷款余额/GDP——来看，除江苏、浙江略有上升外，安徽、江西、河南、山东县域金融深度近5年分别下降10、9、1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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