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珍：内地可借鉴香港法律
　　香港中华总商会前副会长张永珍委员表示，香港商界非常关注内地的信用体系建设，香港有关商业犯罪的法律法规可为内地提供借鉴。
　　她说，去年我就交了提案，社会信用对经济发展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内地，发现很多做假，假酒、假烟、牛奶掺水等问题。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内地可以借用这些法律制度。如破产的法律，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倒闭或者破产，那将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如果申请了破产，他就不能坐飞机、火车的头等舱。除非有一天他把所有的钱还清了以后，才可以买汽车，不然被债主看见他在外面消费的话，就可以告他。
　　她说，香港拥有多项惩治商业犯罪的法律法规，同时，有关部门经常借助电视等媒体发布公益广告，警示公众造假欺诈将导致严重后果，提高人们的守法诚信的意识。
　　
　　董辅礽：“柳市镇的故事”寓意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董辅礽委员认为，“信用浙江”、“信用中国”等提法很有意义。提出“信用浙江”目的很清楚，就是规范市场经济行为，营造良好的遵守信用的市场环境，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这是浙江省对在由经济转变中曾发生过问题的总结。
　　董辅礽说，在市场经济初期，浙江市场十分混乱，给浙江的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当年柳市自80年代起就大搞电器，家家户户都在生产不合格的电器并销往全国，但是很快就有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后来柳市下大力气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温州的例子告诉我们，重新恢复市场信用需要很大的努力。
　　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不守信用，偷税、漏税、造假，侵犯他人产品专利，有些地方政府也是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包庇、保护一些企业制假、售假，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修正的话，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将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赵海宽：企业信用亟待提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委员说，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是不错的，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誉有待提高。
　　他说，据较权威的机构调查，在没有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里面，其中有23.5％是因为企业信用不佳。
　　财政债券每次发行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排队争购，这说明中国政府信用是很好的。政府一直执行着稳定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币值一定非常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尽管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改善社会信用方面，政府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非尽善尽美。
　　他信用中国认为，当前企业信用有待提高，部分中小企业需要的银行贷款资金没有得到满足，部分城市居民可能也有贷款的需要没有满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属于信用方面的。

　　重信盛：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信用中国特约评论员陈碧兴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启动内需、刺激消费的信用失范和管理问题，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势在必行。需尽快立法，为了配合WTO对信息公开化的要求，以及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对公共信息和征信数据对全社会开放的要求，需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供鉴。立法的目的是制造一个信息开放和公平享用、使用信息的环境。

　　政府在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应是起协助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而不应参与主办信用管理服务机构，否则就失去了信用管理服务的中立、公正性质，这个道理如同会计和律师服务，不能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这不是政府的业务。但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这个行业。政府应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立法，并保证政府各部门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开放，让大家平等地取得和使用，同时监督市场经济主体间依法公平、公正地披露信息和取得使用信息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实现，保护公平竞争（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所以要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编辑：张真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