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达国家，他的财产权一定是有很清晰的界定，而且严格得到保护。茅于轼说，保护是因为有人侵犯。
谁有权利侵犯别人的财产呢？茅于轼说，不是小偷和强盗，因为他们只是取个巧，抓起来就倒霉了。历史上，除了革命时期穷人侵犯有钱人的财产，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权有势的人侵犯穷人的财产。
他说：“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茅于轼把人类历史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的财产权没有保护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无权无势的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的阶段。他说，前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争夺，有一个人增加了财产，就有一个人减少了财产，社会总财产没有增加，有时还会减少。后一个阶段，没有特权，想发财想生活得好，只能多生产多创造，努力学习实现财富增长，这条路不会侵犯别人的财产，市场经济就属于后一阶段。 茅于轼说，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承认每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是从严重的特权社会过渡来的，现在特权越来越减少了，但还有。所以，诚信的基础，说到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平等和自由，也就是没有特权。他说，当前亟需依法界定财产权。
信用改善是量的问题
对于如何建立诚信社会，茅于轼说，这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让守信用的人得到好处，让不守信用的人受到处罚。
首先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他说，现阶段不需要对每个人，而应首先对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建立信用档案，如会计师、承包商、经理等。特别要把个人所得税记录，变成个人信用的依据。
茅于轼说，社会丑闻非常有害于社会诚信的建立。丑闻，就是破坏社会信用的消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丑闻，但必须揭穿它。
他建议，在同业行会中组建讲信用的核心组织，帮助从业人员提高信用，并让讲信用的核心集团得到好处，比如银行贷款比较方便，利息可以降低，可以免除税务检查，工商免检等等，从而吸引别人自愿加入，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信用循环。同时，这个核心团体要流动，违了规的马上除名，始终保证这个团体有很高的信用。
他认为，改进信用难以突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讲信用，我讲信用就要倒霉。茅于轼说，信用的改善只有一个办法，从每个人做起。现实一点就是，我做得好一点，社会就会好一点，“信用的改善是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
茅于轼说：“增加财富的生产，一直是改革的最主要目标，每年我们都希望经济增长率在7％或8％。但现在财富的增加碰到了信用的坎儿。如果我们不增加信用，那么财富的增加就会出现障碍。”
他说，信用是造成社会福利、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他呼吁社会公民：“不要丧失信心，从自己做起。”
来源:证券之星 信用中国 编辑: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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