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众对信用问题的讨论已不大热烈，多数人甚或已经失去兴趣。遗憾的是，在现时的中国，信用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如附着在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几欲溃破，已到了非割除不可的程度了。仁人志士献计、施计无数，无奈效果了了，心便凉了。本人无才，但大胆把它剖析一番，才发现原来的方子，是药下得轻了。现下再用猛药，恐也无用了，非得动刀不可了。谓之根除。
信用缺失现状
信用是指参与各种交易的有关当事人履行合约的可能性。在工业化、知识化和全球化异常复杂的背景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用缺失、秩序混乱及效率低下问题。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信用危机》的奇文，便忍不住把它抄下一些来。“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文字是随意了点，可它确实形象地反映了时下国人面对世风日下、道德资源稀缺的无奈心态，对目前公众生活的信用缺失作了真切的注解。
信用缺失，使每一家企业都成了受害者，交易成本狂涨，市场秩序混乱，形成一种全输的局面。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日趋严重，三角债已不新鲜，据称已发展成为多角债甚至连环债，债务拖欠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有80%以上的企业深受“三角债”困扰，相互拖欠货款已高达上万亿元。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几乎牵扯到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然形成了“赖账文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讨债的怕得罪借债的”之类怪事甚至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
不良的信用必然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信用缺失而衍生的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交易方式导致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交易效率，直接影响市场体系的健康成长，成为制约市场机制发展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障碍，甚至可能成为风险孕育和爆发的罪魁祸首。商业银行又因信用缺失大大提高信贷门槛，不仅导致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严重制约社会再生产的规模，为企业间的长期交易设置了障碍，还导致规范有序的商业信用在我国发展缓慢，商业票据从签发、承兑、背书、转让、贴现和转贴现等各个环节都遭遇很多困难，作为货币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票据市场发育不全，一方面使促进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功能必然难以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政策实施有效的宏观金融调控的具体操作。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体系中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缺乏信用的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通过间接融资渠道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由于存在事先“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银行体系的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的概率加大。通过直接融资途径从证券市场筹措资金，尤其是那些通过“走关系、搞包装、做业绩”的企业，发行股票的主要目的在于“圈钱”，并不是真正通过改制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企业价值，最终必然会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转移到证券市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风险并没有被真正化解掉。缺乏信用基础的混乱秩序严重制约了市场发展的规模、结构、深度与广度，最终影响市场体系的生成和作用，只会放大市场机制的缺陷，加剧市场失灵的程度，使市场机制合理、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作用失去作为的基础，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些严重的拖欠问题，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政府牵头组织的清理三角债运动，各企业庞大的清欠队伍，也难以遏制这一趋势的蔓延。
中国股市也不甘寂寞。在信息市场上，各类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蝇头小利，不惜损害“公众委托人”的声誉，公然违背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要求和相应的法律规范，出示虚假审计报告，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普通投资者财产的损失。在引起轩然大波的“郑百文”事件爆出不久后，接着又爆出震惊中外的“银广厦”丑闻。据财政部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中，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有155家虚报利润。可见，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信用，早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信用缺失探因
面对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国人大多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并不是莫名其妙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面对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国人大多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并不是莫明其妙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1．信用缺失产生的文化根源
信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于那种围绕土地形成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小家最终构成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庭的放大就是宗族，宗族的放大就是国家。这种文化背景下，家庭成员片面地依赖并服从家长，家族成员还是片面地依赖并服从族长，而广大臣民也是片面地依赖并服从国君。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呈现出一种整体扼杀组成整体的个体的现象。并且，它强调的个体服从整体，并不是服从自我，而是服从他人，服从是以奉献或者说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人们强调整体时，这个整体并不是真正代表组成整体的个体的。个体必然被淹没在整体的海洋里，个体较少受到重视。这与西方文化强调和重视个体、宣称人是目的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人们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由契约关系才组成社会，政府和社会这些整体必须体现个体的思想与意志。而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必然是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讲求的诚实信用并没有受到成文典章律法的约束，因而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受道德的教化和宗法力量的约束。这也是我们民族缺乏法治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十分重视个体的修身养性，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统治我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修身养性之本。这本无错。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人人都在修身养性，讲究的是内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脆弱的道德防线，极易被利益撕破。再加上民众的趋同心理，极易培养出一种冷漠的社会情绪，这一点，已经为事实所证实。鲁迅先生当年抨击的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后就自行消失。曾几何时被国人视如生命的“面子”，如今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得一钱不值。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将逐步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随之纷纷涌现，如果我们再用弱性的道德来约束，这样的机制就显得非常脆弱。
2．信用缺失产生的政治根源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的。此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发展成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特征的信用体系本身就发育不全。加上社会战乱不断，盗匪当道，何谈信用体系的建立。
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经济体制，信用体系的建立变得不再重要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完全由政府包揽，个人和企业都是政府大棋盘上的一粒粒棋子，只有服从，没有什么主体意志，而民间只存在简单的交易行为，它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已变得微不足道。
10年动乱对人们信仰的摧残，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脆弱的信用体系濒临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动乱造成的信仰缺失，使公众无所适从；从长期的禁锢下走出的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感到一种茫然无措。在这思想的荒漠上，劣质的种子正好得以生长。
3．信用缺失产生的制度根源
首先，与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有关。文革结束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路子。改革初期，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步解决涉及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行“双轨制”，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双轨制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机制，这对改革的成功是有益的。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些负面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所谓“体制内”躺在国家提供的暖床上，高枕无忧。企业领导人的主要精力是在大大小小的上级部门中进行所谓“运作”，以取得上级无偿划拨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大量珍贵的资源被用于重复建设，长官意志和无知也造成大量浪费，同时产生了寻租行为。另一方面，在体制外运行的民营企业、个体公司及大量财务不健全的皮包公司为了在“公有制”这块肥肉上能分得一点利益，也无孔不入，从而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人员借机寻租，这个时期也产生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暴富阶层。这一时期改革的后果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使我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社会道德体系遭受致命打击。同时，改革到了此时，也遭遇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国有企业领导人面对从银行和财政取得的资金以及国有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货款，他们并不在意，因为这些都是“公家”的，因而，就不存在归还的问题。而这正是企业产生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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