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式起点与契约式源头 中国的国家起源同西方不一样，所以两种诚信有着起源上的差别。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诞生之时，并没有打破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血缘、亲缘关系结成的氏族部落，在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中国早期的国家并非疆域清晰，而是按部族活动范围形成的。区分国民的标准不是居住地和职业分工，而是血缘和亲属关系。所谓宗法制、分封制、国野制，说穿了是一回事。凡是本族，就是同国。“国人”即同族，“野人”即外族。这种状况直到战国的郡县制出现，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中国古代国家是部族国家，所以，在政治统治上的原则是“亲贵合一”，在治理方式上是以礼治国。这种社会结构自然就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方略。治国首先要齐家，齐家首先要修身，家国同构，由此而产生了忠孝同构，为国尽忠和为父尽孝是一个道理。汉代选官，察举的基本科目是“孝廉”，就是这种准则在人才评价上的反映。历代王朝对官员的“守制”(辞职为父母守丧)格外重视，也是这种准则的折射。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所以聚居基本固定，即所谓“安土重迁”。这使得血缘和亲缘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且与地缘关系交织互补。随着社会的发展，狭隘的家族血缘关系已不足以维系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于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这种伦理观点和规范会渗透至“外人”。最便捷和最基本的方式是把“外人”变成“熟人”，再变成“自己人”。晋商对待“相与”(山西方言，最初指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指生意伙伴)，绝不仅仅是生意伙伴，更是人际关系的伙伴。如果仅仅从商业互惠角度看待“相与”，那么1936年双发公杨东家给复盛公乔东家磕个头，就减免了一半债务(2.8万大洋)，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然而，乔东家是精明的，他赢得的是人望、道义和声誉。
要把陌生人变成熟人关系，需要较长时间的人际磨合。但经商总有面对生人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如果对方只同你打一次交道怎么办？晋商的策略是多管齐下，其中最主要的“管道”就是担保责任和官商勾结。依靠担保防止一次性诈骗，依靠官府对“生人”予以强制。官商勾结，无非是把官员执掌的面向陌生人的公务关系变成熟人关系而已。从这一点上探求官商勾结的源头，可以补充寻租理论的某些缺失。
如果说中国早期国家是建立在部族地基上，那么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西方国家则是建立在部族的废墟上。以希腊为例，其城邦国家形成后，治理的基本方式就是社会契约。正是因为这一社会基础，西方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才会诞生出社会契约论。欧洲早期居民的社会流动性远远大于传统中国。古代雅典不是以农立国，而是工商立国，靠贩卖橄榄油过日子，因此很早就有了沿地中海的拓殖活动。由地中海到北欧再到亚非，逐渐扩大。后来新航路的发现只是把拓殖由欧洲扩展到了全球。拓殖的海上迁徙基本上不是家族式的，而是职业式的，即所谓“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这种过程中，结社、契约、仲裁发达起来，最终使西方走上了现今的道路。
伦理与契约的两难之局 由于现代化范式是西方开创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以西方为楷模。这一过程一般从器物的模仿开始，再到制度的移植，最终走到观念与价值准则的引进。在这种过程中，多数学者会认为，西方的契约式诚信是现代化的不易之道。因此，无论是从理性分析角度，还是从情感认同角度，都会对西方式的契约式诚信予以较高评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赋予其不验自明的真理性。但笔者认为，伦理诚信和契约诚信并无优劣之别。它们是不同社会进化的产物，就像人类的肤色差别一样，不能说白皮肤就优于黑皮肤或黄皮肤。
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追求相应思想和方法的适用和成本。再好的思想，如果缺乏适用条件，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被现实改造得面目全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事倍功半。迄今而言，中国尽管已变成了世界工厂，但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我们的竞争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移植西方模式的制度成本恐怕远远超过了原产地。
问题在于，伦理式诚信能不能作为现代化的思想支柱？说尖锐点，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青龙偃月刀能不能换成机关枪？现代化浪潮摧毁了滋生伦理式诚信的社会基础，我们能否寄希望于传统的复归？要复归传统，就要承受瓢食箪饮的简陋；要现代化，就得放弃熟人社会的坦然。西方范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处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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