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人心不古，倡导伦理式诚信，稍有不慎，就会同现代化的走向和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些提倡“汉服”的传统斗士可曾想过，所穿的汉服是不是妻子手织的？如果用的是机织布，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再追溯下去，“有机事必然有机心”，这种倡导是不是投机就大有可疑之处。《秋菊打官司》的矛盾与冲突，全部集结在秋菊不过是想借助现代司法为自己讨一个传统式说法，而现代司法的逻辑结果却并不能满足秋菊的要求。
而试图以现代化手段建立
契约式诚信，则会同民众习惯发生剧烈冲突。在西方人看来，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对上面规定的事项负责；而在中国人心里，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双方已经变成了准熟人关系。法律如果不考虑这两种内涵的不同，就有可能双输。例如古董买卖，按传统惯例，买了赝品(以卖出方不违反行规惯例为前提)，只能说买者眼力不济，自认倒霉。按传统，买了赝品的主儿会把自己的失误当作耻辱，而不能责怪卖者。但按现代的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卖主的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要严厉惩罚，这种惩罚又因为与行规惯例的冲突而得不到有效履行，其结果就是传统被法律破坏，法律被传统消解，传统与法治俱失。近代以来中国的屡次现代化努力，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已经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迹象，即传统的
伦理诚信被瓦解，而新型的契约诚信又未能建立。出路在何方？
伦理契约化与契约伦理化 完全寄希望于以传统的伦理诚信支撑现代社会，非但不能促进现代化，反而有可能引起倒退，塔利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完全寄希望于引进西方模式建立契约诚信，会遭遇到无形的甚至是不自觉的抵制，陷入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场域，最终消解至无影无踪。或许，中国可以融合二者。这不是以东方智慧去拯救西方，而是寻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问题。孔子曾经与叶公讨论“正直”这一概念。叶公认为，儿子证明父亲犯了盗窃罪，这就是正直。而孔子不以为然，认为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为了亲亲而互相隐瞒过错，这才是正直。对此，古今政治家和法学家不乏争论，但亲亲相隐得到了传统中国法律体系的正式承认。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书规定：“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大明律》也有类似的规定。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显然，1949年以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一直对法与情的关系遵从伦理准则，“屈法以从义”。至于“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要求“亲”服从于更高的“义”，比如谋反、叛逆等等，即使属于亲人也不能回护，这并不违反伦理准则。
与中国的“亲亲相隐”比照，西方社会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不得自证其罪出发，也有与中国“亲亲相隐”类似的法律规定，但这与中国的“亲亲相隐”貌似而实不同，它来自于权利义务的相应界定，这种界定的性质是社会契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把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与西方引进的契约准则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伦理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关系的伦理化。回到晋商的例子。晋商当年的兴盛发达不全靠死守传统。以用人而言，晋商的基本准则是“用乡不用亲”。显然，“用乡”是传统伦理的继承，而“不用亲”则是传统伦理的修正。可见，晋商已经对传统伦理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又以不破坏伦理中的“道义”精神为前提。近代晋商的没落，又恰恰与不知通变求达密切关联。通变求达并不一定要求彻底摧毁传统，而是以人为的努力来推动新的“惯习”形成。从这种思路出发，可以回答篇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当代中国人能承继传统的伦理式诚信，在现代化的
契约式诚信建构中，容纳伦理式诚信的精神内涵。 来源： 北大商业评论 信用中国 编辑：王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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