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项统计，2007年惠州市各级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260多例，经市医学会立案鉴定34例，最终被认定为医疗事故或医方有过错的仅有5例。这一方面说明，医疗纠纷很多，医患关系紧张。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患者方面的过错大于医疗机构方面的过错，基于这一数据，人们可能高估了医疗机构的过错（《南方都市报》1月30日报道）。 
　　通常而言，医疗市场是一个高度“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因为医生知道的比病人多，医疗体系依靠医生作为专家系统来保证其运行。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医生开的处方病人很难讨价还价，因为病人自身无法判断病情，除非每一个病人都成为医生。不过成为医生的成本非常高，如此一来整个社会成本就很高。而从分工与交易的好处来说，一部分人做医生，而其他人用金钱交换医生的专业服务，通过市场交换，大家各取所需，双方效用都得到了改善，从而也增进了社会福利。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那么医患关系何以紧张，这个也与医疗市场的上述特性有关。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会出现专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在现有的以药养医多的情况下医生多开药，或者出现医疗事故医生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掩盖减轻自己的责任等。如此一来就导致患者对医生不信任，两者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而就医疗市场本身而言，恰恰需要患者全心信任医务工作者，一旦当这种信任关系破裂，就会出现患者大闹医疗机构的事情。更严重的，会导致整个医疗专家系统的崩溃。
　　缓和医患关系也需要从上述角度入手。也许有人会说，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医患纠纷，这当然是一个选择。但关键在于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司法系统面临的挑战和医疗系统有相似性，法律专家的信用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可能由于法律执行效率低下，或者相关工作人员缺乏监督所以贪污腐败造成判案不公等，不信任司法系统，这导致医患纠纷走上司法渠道的不多。例如惠州市去年260多起纠纷立案鉴定的只有34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司法系统面临的困境。
　　专家系统的道德风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专家系统崩溃，民众的不信任情绪可能蔓延至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可能造成中国社会的深度危机。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方向是增加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重建和完善双方的信任关系。惠州市政协委员曾宁提出了《关于实行医疗机构开放日制度的建议》，认为医疗机构可以实行开放日制度来增进医患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缓解过度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医疗机构实行开放日的成本并不高，却能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民众进行有效沟通。开放日也是国外专家系统较为通行的做法，甚至一些企业也采用类似方式推广其形象。
　　另外一个建议是可以考虑建立“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交由独立第三方保险机构运行。这一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或许可以有效缓解医患纠纷。患者和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均可参保，保险机构作出自己的评估。但纠纷发生时，可以找保险机构理赔。此时保险机构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将会客观作出评价。当然从现有情况看，尚没有保险机构推出此类险种，或许也意味着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任重道远吧。　作者：李华芳（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信用中国　编辑：陶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