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是今年两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认为，执行难不仅仅难在法院执行上。”在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说，要真正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尽快建立起诚实信用制度，以制度约束人们守法讲诚信。 
　　齐奇原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曾作为我国法院系统为数极少的访问学者，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研究过一年。今年1月出任浙江高院院长。他介绍说，这些年，浙江法院执行到位率一直在保持在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他与国外司法同行交流后了解到，国外发达国家，执行到位率也不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相似的执行到位率，为什么国外没人大惊小怪，而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全社会为之关注的执行难问题呢？齐奇认为，个中原因，与我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诚实信用制度制约有关。 
　　齐奇说，诚实信用一直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从罗马法到拿破仑法典，都强调私法主体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国外一些国家普遍都建立有社会信用记录制度，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无论是议会议员还是普通老百姓，每人都有一个社会安全卡号，小到欠费欠税，大到拖欠银行贷款与法院执行款，一旦失信，里头都有详细记录。在国外，如果债务人具备一点偿还能力，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他也会主动把钱还上；否则，一旦他有了不良信用记录，无论是找工作住酒店还是到银行借款，无论是晋升职务还是办厂经商，都将寸步难行。国外法律还规定有个人破产制，如果个人不能履行债务，就得申请破产，生活、工作、信用等方面均受到严格限制。由于在国外当"老赖"成本太高，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一般都会把钱还上；而债权人一旦碰到执行难，也决不会怪法官而是自认倒霉，因为他明白对方不到万不得已、确无偿还能力，是不会这样失信的。 
　　"这些年，我们开始探索建立不良信用记录制度，工商、银行、法院、公安都逐步形成了各自部门的"黑名单"，但各自为政，没有进行资源整合，没有形成覆盖全民全社会的、系统的、资源共享的信用记录制度。"齐奇说，身为省高级法院院长，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自己的信用记录究竟如何。 
　　齐奇认为，公民、法人信用记录制度的零散与缺失，让欠债不还的"老赖"们钻了空子，转移资金、转移财产、多头开户，居然游刃有余。面对法院执行，一些"老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欠了东边骗西边，到了另外的地方，照样呼风唤雨，喝酒唱歌高消费。齐奇说，老实人吃亏、失信"老赖"占便宜这一不正常现象，带来的是社会生活不讲诚实信用的恶性循环。 
　　"信用制度的缺失，还表现在许多当事人信用与法律意识的的普遍淡保"齐奇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不问合作伙伴信用程度如何，往往偏信战友、同学、老领导介绍，或碍于朋友情面，就轻易出手；一些当事人事先对合作对方不作了解，不做风险评估，就与他人交易。出了问题，不反思自己过于轻信的责任，就到法院告状，动辄抱怨法院执行难，指责法律打白条。 
　　"执行难是长期影响困扰法院的一大顽症，它不仅损害了法院判决的严肃性，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更为严重的是直接损害了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执行难问题已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齐奇说，信用意识的淡雹诚信制度的缺失、人员的频繁流动、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及法院执行工作自身不足诸多因素的聚集，使得解决执行难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解决执行难是一个既考量司法智慧，也考量司法能力的问题。"齐奇说，近年来，浙江法院在深化执行改革、完善执行制度方面进行过诸多探索与创新，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结合浙江经验，齐奇建议引入多种机制缓解执行难问题。 
　　一、完善联动机制，与工商、银行、公安、建设等部门联合行动，由法院“唱独角戏”，变成全社会"围剿执行难"。 
　　二、建立与完善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建设全国性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将执行案件的信息全部予以公开。 
　　三、用足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多种执行措施，如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冻结、划拨存款，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收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财产等等。 
　　"治本之策，还是要尽快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信用记录制度。只有形成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制度制约，执行难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齐奇说。　来源：法制网　信用中国　编辑：陶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