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热”使“票号”为人熟知。其实，大约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银号”(也称钱庄)，要比票号产生早得多。明、清北京一直是都城，长期是政治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因此银号业非常发达。 
　　存取款、放贷款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用。唯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其实叫“骗大钱”更准确)的机会。一些银号经不起巨大的利益诱惑，欺诈骗钱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的要求，以防奸商“关铺潜逃”。当时京城生活指南手册性书籍、主要为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之需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然而，在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竞争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这“四大恒”却是赫赫有名的几百年老店，被称为“都中钱肆巨擘”。这“四大恒”都在东四牌楼附近，据 《旧京琐记》记载：“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 ’、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虽然近代银行业的兴起使传统的银号逐渐萎缩，但那种讲求信誉、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还是令人钦佩的。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则史实，便可略窥一斑。“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东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绪庚子才关门”。 
　　同治末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城大乱、遇到这种“不可抗拒外力”时才关门走人。笔者工作单位紧邻东四牌楼附近，现在每每路过这里，不免遐想那间为兑现租了二十多年的“门面房”究竟是否还在这里？可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早期，市场、交易范围狭小，大多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以货易货”的“即时完成”，欺诈不易发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用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大量事实说明，由于缺乏诚信给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必说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使“中国制造”全球蒙垢、更使我们身受其害，不必说坑蒙拐骗使人疑心重重、防不胜防，合同得不到执行，债务人想方设法赖账……就是许多原本良好的措施，由于缺乏诚信而无法实行；勉强实行，结果往往更差。例如，高考甚至研究生考试仅凭考分录取确实容易更多地录取了“高分低能”的学生，而忽视了学生个性，于是制度设计者想以外国行之有效的“推荐制”来弥补高考的不足；但实践证明，由于诚信缺失，所谓推荐实际都是走后门，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弊端不浅的“以分取人”就是最好的制度。为了让高中生有一定的社会知识，近年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然而，大多数学校为了让学生 “争分夺秒”地“学习”，根本不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但最后都开出了实践证明；学生未出校门，即可亲身感受到原以为神圣的“证明”其实是可以公开作假的；又如廉租房或经适房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有效方法，近年也为我国采用。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城市，这种政策却被扭曲成为有门路的富人再次套利的工具。与其如此，不如无此政策；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评估、检查，相当多被评、被查的单位彻底作假，对本单位不愿配合造假者的“经典语言”是：“谁和单位过不去，单位就和谁过不去。”与其这样，为什么要有这些劳民伤财的各种评估、检查。类似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显然，由于没有诚信，许多良好的制度、政策无法实行，实际上大大提高了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成本。换言之，诚信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之一种。这种“社会资本”雄厚，社会就能和谐运转；这种“社会资本”稀缺，社会就会运转失灵；如果根本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社会就将分崩离析。诚信不仅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更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建立“诚信社会”确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如民间社会的建立、发展，协会、行会的自律、监督，各种信息的透明，个人、集团对自己权益的维护等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违约者、不诚信者受到重罚，使其不能不重然诺、守信用。这种惩罚，要靠一系列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实行，也即诚信要靠制度和法规来养成。久而久之，诚信将“习惯成自然”而成为一种文化，成为国民素质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民间社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要重建诚信社会，政府之作用确实非比寻常。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政府首先要诚实守信，因为政府对民众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也只有成为被民众信任的政府，它的惩戒、它的权威才能为人信服。　作者：雷颐（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信用中国　编辑：陶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