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电视机，牌子是知名的，海尔。店家苏宁的工作人员送货来的时候，将纸箱打开，将电视机提起一半，让我看看有无外伤，我说没有。他们就走了。我当时糊涂，未注意里面有没有遥控器，只是后来想了一想，怎么没有说明书和保修单？又一想，也许在电视机的下部，以后再说吧。由于房子刚刚装修，不能住人，我就把门锁了起来。两个月后入住，请有线电视公司派人前来办理线路入户事宜。工人安装时问：遥控器呢？我说没有见到呀。他们说怎么能没有遥控器，也没有说明书和保修单，别是组装的吧。我说不会，商家是苏宁，厂家是海尔，都是大企业。于是和苏宁和海尔联系。他们说，如果没有遥控器，就不会有保修单和说明书，因为三件东西是装在一个袋子里的，而且用胶带固定在电视机上部的塑料填充物上。东西卖出去了，苏宁就不管了，要我和海尔售后服务部联系。售后服务部一位蒋姓职员大感意外，详细拷问了我一遍之后，说这么长时间了，你才说这个事，我们不能负责，得你自己买，而且要负担送货费。他还问遥控器是什么型号。老实说，我用过多台电视机，从来没有注意过遥控器的型号，何况这台电视机的遥控器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他说，现在遥控器没有了，你当然不知道型号了。他这么一说，一股委屈之意立刻冲击我的心，这不是怀疑我丢了遥控器，然后向厂家敲诈吗？于是立刻说：“不是没有了，而是根本没有见过。”蒋先生还说，你哪怕有一个坏的，也好办。我理解，这是暗示我，如果我把遥控器弄坏了，就说是坏了，他就有理由帮我解决。可我哪里拿得出坏的来？经过一番交流沟通后，他说装货时疏忽，没有装遥控器也可能，但只是可能性之一，而且是最小的可能性。另外，有可能别人拿走了。不管如何，他对我表示同情，说公司有严格规定，验货时不提出来，事后厂家不能负责，你想一想，如果消费者都这么干，公司怎么受得了。他表示他个人可以送我一个。我拒绝了，说这样处理，你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我成了诈骗犯，还是请公司名正言顺地给我补一个吧。他说要让公司出这个费用，到年底也不一定批下来。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一个大公司，没有规章制度还行？于是同意个人出钱向他们买一个，送货费我不负责，算是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至于说明书和保修单，蒋先生说一台电视机只有一份，不可能补了。他向我保证，只要你保存发票，有问题他负责派人给我修理。
　　活了这一把年纪，被人怀疑无信还是第一回，内心自然是痛苦的。痛苦之后又自然会有一番思考。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不能怪哪一方。海尔有相关规定，这没有错。蒋先生执行公司规章制度，也没有错，何况他设法给我解决了困难。我作为消费者，本来就是受损失的一方，更说不上有错，如果有错的话，就是验货的时候太马虎，那也是太相信名牌的缘故。如果我高度重视，高度警惕，这样的疏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怪谁呢？只能怪时下这个缺信、少信、无信的社会环境。这使我想起了去年底在报纸上读到的一篇小文章。作者向一位开超市的朋友推荐了一种日本的营销术，说了一个故事。故事说，一个中国营销人员在日本学习期间，在一家小超市里买了一盒豆腐，回家吃的时候发现豆腐已经变质发酸了，本来想去交涉，但一想，卖出去的东西人家能给换吗？第二天，在这家超市里无意间提起此事，不料，服务员非常重视，立刻报告了经理。经理听后，亲自拿了5盒新鲜豆腐给他，还一再道歉，说因为我们的失误，给你添麻烦了，请你以后监督我们的质量。不但如此，经理还将前一天的豆腐钱退给了这个中国人。作者说这是现代营销术，你应该学习。他的这位朋友果然见贤思齐，告诉消费者，本店出售的饺子巧克力之类东西，如果发现变质，可以调换新的。慢慢的，前来调换东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有些他店里不曾卖过的东西也有人拿来换。不到半个月，店老板赔了一百多块，说是被人把他当作二百五了，只得回到旧路。
　　这样的社会环境，怎能抱怨海尔不向日本人学习呢？自己的这点小小委屈，比起人家主动扶起了跌倒的老人，却被讹为撞倒了老人，缠上官司这样的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中华民族的本性、性格、文化，或曰国民性就是无信吗？我想绝对不是的。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只有向善的因素和向恶的因素，那就是作为生物生存欲望，和作为群体灵长类动物那种为了群体的存在而同情和救助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利他之心。每一个人都秉持着这两种因素来到人间。然后，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成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一些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向善的因素萎缩，向恶的因素膨胀，于是成为一个不善，或者善比较少、恶比较多的人。反之亦然。
　　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美国当代学者M·克迪维拉在《国家的性格》一书中说，政治和氛围造就了国家的性格（即民族的性格）。他特别提到了统治者的榜样。他写道：“统治者总是影响着社会，并且没有人曾经否认过来自高处的榜样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都具有指导意义。”
　　人们说，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是好榜样还是坏榜样。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给民族群体做出了好榜样的有多少，是多数还是少数。嘴上讲的都大体相同，仁义礼智信，行为如何呢？贪官不少，就是所谓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常例，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言行不一，也是常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是历史，现实如何？建国初期，干部作风好，民风也就淳朴。但我们应该承认，近二三十年来，有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没有做好榜样，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说一套，做一套。八十年代是开后门，九十年代开始买官卖官、贪污巨款、养二奶。这类人在开会的时候，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哪个不是舌底莲花，“反腐败、搞廉政”叫得震天响？更加严重的是，这类无信之人常常得不到报应，不但得不到报应，还会得到回报，官运亨通。如此这般，坚持诚信就变得艰难了，无信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人人心照不宣、见惯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痛苦之后，作了一番思考，以求解脱。但思考不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增加了痛苦。但愿我们的民族能在这方面也杀出一条血路来，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我们民族文化中种种污秽，开创一个和谐诚信的美好社会。　来源：新华网　信用中国　编辑：陶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