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风险的特殊性和地域性决定了我们不需要照搬所谓的国际标准，而应该建立本国的评级技术标准。
评级业“另类”道路
熟悉金融的人对评级业并不陌生，一些大的国际评级机构不仅为金融工具评级、公司评级，甚至为国家评级。随着金融市场的活跃，近年来国内的评级机构也如雨后春笋，在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上崭露头角。
短短十余年间，国内评级业完成了第一轮整合，目前能够承担资本市场主要业务的仅有大公、中诚信、联合和新世纪等机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评级市场也将面临一场“突进”，整合将不可避免。但是，与国际评级机构强强联合，还是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本土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不过，大多数机构都在积极与国际机构合作。自去年4月13日起，中诚信因美国穆迪持有49%的股权而成为穆迪成员。双方合资协议约定，只要政府同意，穆迪将控股中诚信，合资公司CEO与评级委员会主席由穆迪委派。联合资信目前与美国惠誉的合资也已进入正式程序，美国惠誉通过购买联合资信股权的方式进入中国债券评级市场。上海远东早在2003年4月就与新华财经“联姻”。上海新世纪与美国标普的合资洽商正在进行中。
与外资评级机构联姻似乎成了评级界的潮流，但我们可以走另一条道路。
外国的标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外国军事顾问不一定能在中国打胜仗。中国人靠自己的智慧能打胜仗，也完全有能力在评级上做得更好。
之所以有这个选择，并不是没有看到市场的“潮流”，而是基于对评级业发展的独到理解。信用评级有着特殊的市场准入要求，要看其对市场信用风险认识的历史积累，长期的评级经验积淀，深厚的技术研究保障，以及市场的公信度和权威性，而不是简单地看机构注册资本、人数和资格证书。
从历史的眼光看，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是在历史的考验中形成的。有专家认为，信用评级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衡量信用风险的标准有着很大的不同。信用风险形成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唯有长期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充分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熟知国际信用风险评判标准，拥有适合国情的信用风险评价技术和丰富评级经验的权威信用评级机构，才有可能对风险做出恰当的信用评级。
“另辟蹊径”似乎也另有深意。
当然，信用评级机构不应该“排外”。信用评级机构在发展中，与外资评级机构也有着广泛的联系。比如通过技术合作，在了解国外评级理念方法和专业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了适合国情的企业、行业、地区、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的方法体系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评级操作系统；组织了有知名学者等业内人士构成的专家团队，并基本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系。
不随大流，发展也可以获得成功。这样做不仅成为国内资本市场信用信息的重要提供商，还是许多政府部门信用体系的建设顾问。
信用评级机构欲做中国市场“裁判员”
评级机构被称为债券市场的
“裁判员”，而要成为市场的“裁判员”并非易事。
随着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化，投资者越来越需要一个理性的标尺来判断投资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在揭示信用风险方面的权威性使其影响力渗透到世界经济的每一道环节。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扮演着“金融警察”的角色，为政府间接调控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手段，维系着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国家金融安全；另一方面，信用评级业的不均衡发展成为影响国家或地区金融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业内专家认为，作为信用评级业的发源地，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金融资本、最多的融资工具和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国际公开市场融资的主渠道。但要进入这个市场就必须接受美国评级机构的评级，而它们的评级意见决定着融资成本的高低，这使得美国评级业获得了比其他国家评级业更好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信用评级产业的发展水平事实上就代表了本国在国际金融服务业中的国际地位。
维持评级质量所需要的成本很高，但现在评级机构之间为了生存，只能打价格战。这样的情况下，评级质量如何保证就成了问题。而评级信息质量不高，又使得市场对评级产生怀疑。
如何根除这种低价卖级别的现象？
强强联合似乎已经开始了这种市场格局的清理。与国际评级机构嫁接是一种模式，而打出民族化大旗也是在“强身健体”。但一些专家认为，“评级业本身不适合完全竞争的格局，中国的评级市场，有一两家评级机构就够了。”只有经过市场淘汰，整合下来的一两家评级机构才能树立起优质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也只有评级机构市场地位提高后，才能做出高质量的评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裁判”。
我们不得不考虑民族品牌的国际化道路。国际化，并不是直接和外资评级机构“嫁接”，而是通过自身积淀，以及对中国市场特有文化的理解，提出中国市场评估的标准，并做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评级。
金融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表现在金融制度的自主选择、金融体系的建立、国内资本市场的主导权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等方面。信用评级业与金融主权息息相关，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力量，其独立健康发展是一个国家金融主权完整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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