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这些分析框架的一个共同假定前提是，人是自利和理性的，即在没有有效的约束条件下，人总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如偷懒、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而市场的功能就在于演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自发形成一系列的机制来抑制这些行为，从而达到市场交易的可信性。而对于交易的对手而言，除非有可信的保障措施，否则没有理由相信对方的承诺。因此，声誉投资，第三方约束，结束合作的威胁，各种形式的抵押质押，有成本的执行监督，外在的法律约束等等对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信用是大有裨益的。对于理性的经济人而言，实质的问题是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正式控制的功能在于，使得当事人选择诚实（to be honest）的履行事前的承诺，比起食言（renege）更加有利可图。而选择信任他人要比不信任更加有利可图（Sen, 1977; Telser,1980），或者说，一个人值得信任（trustworthy），如果他没有激励剥夺他人的信任，或者反过来，“如果激励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可以被认为是不值得信赖（untrustworthy）”（Dasgupta,1988）。
但是，批评的观点是，建立在自利计算基础之上的机会主义防范措施本身就是一种不讲信用的表现。因为正式控制的权力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是有效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引起冲突（Gaski,1984）和对应的防范措施（Hirschman,1984）。交易的当事人采取各种正式控制本身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为正式控制发送了不信任的信号，进而引起机会主义和忠诚的丧失，这又会反过来需要更多的控制（Goshal and Moran, 1996）。而且，这些防范措施本身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其结果必然是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又是与信用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因为信用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装备了社会的交往进而促进生产力，信用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都能够低成本的获取资源（Coleman, 1990），可以使得当事人不需要配置资源与契约和执行上，从而得到原先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试图通过契约无法得到的剩余（Posner, 2001）。如果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用于事前的防范、契约的执行监督以及事后的处罚上，这种约束本身就破坏了信任的文化（Mitchell, 19xx）。真正的信用应该是包含这样的事实，即在选择信任他人时，察觉并维持其行为上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且并不打算通过建立各种壁垒来保护自身的利益（Brien,1998）。“纯粹的信任规则对于委托人而言意味着他不能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严格的说，选择信任的委托人是软弱无力的。”（Shapiro, 1987）。
因此，他们反对自我利益计算的信用，认为信用更多的是应该从交易主体态度来考察，而不是从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防范和保障措施来考察。因此信用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由狭义的利益计算来解释的。这是因为人类不仅仅是自利的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在商业交往中同样存在诚实、正派等品质，信用可建立在关于互惠和责任、个人约束、传统行为等的社会规则之上（Woolthuis, Hillebrand and Nooteboom, 2002）。陈永民（Chen, 2000）则认为，关于人类具有恪守诺言的基本假定比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假定在研究最优契约时更具有现实性。Macneil更早就呼吁关注公司商业交易与契约关系中的社会特征（Macneil,1980），认为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会迫使公司即使在没有完备契约规则下也会采取互信与合作的行为。Ribstein（2000）则明确指出，相信人们合作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或者说是因为他们的合作已经被社会化了，而不是某些成本结构导致了他们去确保可信性。
他们进一步将人际间的信用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的，一是高度信任（strong-form trust）关系，即即使没有外部条件的约束都自发的信赖他人，换句话说，即使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毁约的，但是也会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将亵渎其行为的价值、原则和准绳”而严格恪守事前的约定；二是中度信任（semi-strong form trust）关系，即在没有法律等强制规则来试图消除违约的风险条件下的个人强制约束，例如惯例，习俗，名声等的约束；三是低度信任（week-form trust）关系，即在强制法律与规则下相信他人（Barney and Hemsen,1995）。而经济学家讨论的信用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建立在低信任度基础上的信用关系。在这些观点看来，一个社会只有建立高度的人际信任关系，才说是达到了信用社会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才避免了社会资源过多的配置于合约的谈判、监督和惩罚上。
坚持可计算信用的观点认为，当事人宁愿保持自身的脆弱性而采取相信他人，即使在现实中存在也不可能是一种竞争均衡。换句话说，市场的竞争是不可能会使这些主体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如果信任超越自我利益的计算，他必然产生盲目的信任，这是不明智的，且必会在竞争中遭到淘汰 （Williamson,1993a,1993b）。对此，反对可计算信用的观点认为，信用即使没有必然成为盲目的和无条件的，也是有生存能力的，而且能成为缓和相关风险的非正式控制的重要因素（Granovetter,1973; 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Nooteboom,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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