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nce（1973）开创性的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发送问题。按劳动平均生产率支付工资会导致高于平均生产率的雇员降低生产率（“偷懒”），从而降低整体的平均产出。但是，雇主可以利用其他的信号如员工受教育程度来识别产出高的劳动和产出低的劳动。因为不同能力的雇员获取教育的成本是不同的。因此，只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按照受教育程度的薪水差，就自动会使得高产出的人会去获得一个教育水平以显示自身的能力，从而获得一个高的薪水，而低能力的人则只能接受一个低教育而获得一个低薪水。实际上，信息优势一方向信息劣势一方发送关于自身能力的信号，这一信号必须足以让信息劣势一方低成本的识别出对方的差别。而且对应的，信息劣势一方对于这种差别识别后的回报（薪水）必须足以对信息优势方发送信号产生足够的激励，否则信息优势一方宁愿选择隐藏自身能力，或者退出市场 。Sitiglitz（1975）在Spence信号发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员工能力的信息甄别模型 ，即能力较强的员工可以在一个固定成本下接受更为严格的测试。
除了大量关于实证研究之外 ，劳动力市场的信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主要关注于雇主在与雇员的交互过程中如何不断识别出雇员的能力。如雇主通过其他企业的雇佣决策和雇员的雇佣记录等来判断雇员能力（Stern,1990; Lockwood,1991） ，以及Gibbons和Murphy（1992），Küblery和Weizsäcker（2001）分析了工资调节在长期雇佣中对员工能力的显示功能。Altonji和Pierret（1996）以及Farber和Gibbons (1996) 通过在竞争性市场上信号发送来显示劳动者能力。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问题在于如何防止雇主的非信用行为。正如Azarriadis（1983），Green和Kahn（1983）所研究的，企业的雇佣关系中事实上还存在另一层道德风险问题，即企业家比工人更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证明，工人出于风险规避考虑会减少最优的劳动供给（即偷懒）。一种合理的逻辑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企业为了长期利益考虑会在劳动力市场建立声誉机制，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外在的法律和强制对于企业机会主义（不按合同支付工资或提高劳动强度）的约束要远远强于对员工机会主义（偷懒）的约束。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要比工人小得多。但是，Bull的研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大量是通过非正式的合约来维系的，这些合约条款缺乏法庭的强制执行力，而企业的声誉也不见得是这种非契约性协议的强力支撑。对此Bull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实际上企业和工人被锁定于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这种企业内的信息流动导致了强大的企业内声誉效应，正式这些企业内声誉支持了非契约性协议（Bull,1987）。换句话说，如果雇主不能恪守承诺（薪水和工作强度等事前承诺），尽管工人无法通过法庭的诉讼途径解决，却可以通过企业内的非合作来提高企业运作成本。雇主会因此而恪守事前的承诺以“安抚”雇员。
3.4借贷市场的信用 借贷市场上，借款人（borrower）和贷款人（lender）对于贷款项目的风险是信息不对称的，借款人比贷款人更加清楚自身的风险状况。而贷款人只能根据市场的平均风险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导致借款人过渡借款和高风险者更倾向借款的逆向选择行为。因此，借款人如何控制贷款风险成为研究金融借贷市场信用问题的关键。最为简单的途径是借款人直接监督贷款人的投资行为，但是除非这种监督的成本足够低，否则借款人是无法有效控制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Diamond,1991）。一种途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关注的途径是借贷市场的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 。自从Jaffee和Russell（1976）对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之后 ，信贷配给成为研究借贷市场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Jaffee和Russell证明在信息不对称的借贷市场上，必然存在信贷配给点（即著名的J-R模型）。在这个信贷配给点是在单一的借贷契约条件下发生的，它的存在使得借款人规避了高风险贷款人的恶意贷款，保证了贷款市场的可控风险。Stiglitz和Weiss（1981，1987），Riley（1987）以及Williamson（1987）证明，在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借贷市场上，信贷配给是贷款人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因此即使是在不受管制的竞争性金融市场也必然存在信贷配给。Vandell（1984）扩展了J-R模型，即假定贷款的风险不仅取决于贷款人的项目风险（即贷款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还取决于贷款人诚实与否（贷款项目成功之后是否如实还贷）。因此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况下的不履约行为，只要贷款是合理定价的，就不必然需要，信贷配给。只有在对违约预期和风险规避程度差异、以及不同课税条件和制度约束条件下才会发生信贷配给。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信息甄别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贷款人（及其项目）。Milde和Riley（1988）认为，在具有各种私人信息的借贷市场上，如果是竞争性的（不管是贷方和借方），则肯定具有可甄别的特征。换句话说，会存在各种发送借贷风险信息的信号来选择不同的借贷主体。作为借款人，通过设计不同借款规模和利率的贷款合同，可以由借款人在选择这些合同的过程中自动显示不同的风险类型。（他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事实上是风险更小的主体获得了更多的贷款。）
维持借贷市场信用还有一条途径是通过重复借贷和声誉机制来抑制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重复借贷的未来收益预期会抑制贷款人即期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一旦借款人发现贷款人的不还贷行为就结束再贷款，这种威胁会促使借款人努力控制风险和如实归还贷款（Stiglitz and Weiss,1983）。Diamond,1989）则研究了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存的借贷市场上，重复借贷过程中，贷款人的贷款记录对于获得再贷款的规模和利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大多数贷款历史短的和新贷款人获得贷款将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这种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来促使贷款人诚实守信，以形成良好的名声。Gorton（1996）对美国早期自由银行时期的银行债券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Azariadis和Smith（1993）则考虑了存在代际转换的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信贷配给，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契约（信贷规模和利率以及保险）来保证这一市场的贷款人诚实履行还贷并且保持社会的福利。另外，在对国家债务的分析中发现，即使一个国家在债务上的不良历史，但是其他国家（银行）依然给予贷款，是因为多重的声誉机制（包括政府在外债以外的领域）的约束使得他们相信其依然会偿债（Bulow and Rogoff,1989; Cole and Keho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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