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组织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控制地区和行业不断增加、分工不断深化、产权不断分散化的过程，这种组织的扩张过程实际上也是信用的延伸过程。随着企业的扩张，现代企业不可能只像古典企业那样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本和技艺进行运作，而是更多地借助于来自社会的各种资源。只有在信任度较高，具有合作的可能性时，社会资源才能脱离其所有者的直接控制而进入企业。这实际上是以合约的形式用一笔现期的投入去换取未来更多回报的承诺。而这种投资行为是否能够发生则取决于投资者对此承诺可信度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对社会信任度的预期。具有法律保证的合约是支撑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但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它难以囊括所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以及它是事后进行的制裁，因此它并不能规避所有的道德风险［1］。 另一个促使投资者形成良好预期的因素是重复交往所产生的事后惩罚的威胁。在规避道德风险的市场制度还没有出现以前，以及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和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信用的延伸更多地依赖于这种信任，这种信任对于企业组织的产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普遍社会道德水平也是影响信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一、金融工具的选择与社会信任水平
企业的发展首先依靠直接投资，也就是以股票和证券形式持有企业资产。只有当社会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时，证券形式的金融工具才会普遍被人们所持有。否则，人们就会选择对社会信任度要求较低的金融工具。人们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实际上反映出对社会信任程度的预期。现金是对社会信任要求最低的金融工具，它不需要发生和他人之间的合约关系。在社会信任度较低的社会，现金占个人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较高。而股票和证券则是对社会信任度要求最高的金融工具。直接所有者的合约保护程度非常有限，在企业资本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公司里，一般小股东几乎无法参与公司管理和维护投资利益，他对某公司投资完全是出于对公司前景的看好和对公司的信任，当这种信任消失时，他就会抛售股票。因此，在信任度低的社群，个人金融资产中股票和证券投资的比重应该是很低的。银行储蓄对社会信任的要求则介于现金和证券之间。一方面，当人们把钱存入银行时，他就暂时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储蓄的风险又明显低于股票和证券。储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提取，大多数国家都有储蓄保险，并且银行系统都受到中央银行的严格监管。
企业的发展除了依靠直接投资以外，另一个资本来源就是借贷，银行借贷是对企业的间接投资。因此，个人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产生和壮大。同样，个人和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也要依据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对于社会信任水平低的社群，争取正规银行借贷的难度往往很高，他们常常面临申请遭拒绝或因成本过高而失去信心的局面。作为一种替代，家族内部的借贷和朋友、邻里之间的非正规借贷在这种社群中往往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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