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各种金融工具对社会信任的要求不同，因此，信任度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企业所有权结构也会具有不同的模式，而且取得金融信贷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企业所有权多元化的风险小，取得正规贷款的能力强，这就为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规模扩展和市场扩张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制度较完善和商业道德水平较高的社会往往具有众多百年历史以上的拥有世界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的原因。而在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企业更倾向于个人占有全部的资产，所有权难以多元化，或者所有权只能在家族成员内部实现多元化；企业取得正规信贷的成本高昂。这也是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为什么企业发展总是突破不了家族经济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制度不完善和缺乏成熟商业道德的社会，企业就常因缺乏社会信任感而无法引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难以规模化和取得竞争力，企业就常表现为生命周期短、缺乏知名品牌等。
二、实证分析
为了实证社会信任程度对金融工具选择的影响，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Luigi Zingales利用意大利的统计数据作了这样的经验分析［2］。意大利南北的划分标准是：以亚平宁（Appennine）山脉以北为北部，亚平宁山脉和罗马（Rome）之间为中部，罗马以南为南部。意大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法律、政府这些制度环境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作用，其北部社会的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南部社会，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社会学家所证实［3］［4］［5］。 由于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意大利南北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企业的产权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社会信任度的测算可以使用主观指标也可以使用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一般是用样本中肯定性回答“通常地说，你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吗？或者你不需要太小心地与人交往吗？”此问题的人占全部样本人数的比重来确定。而客观指标通常用公民的社会生活参与程度来衡量。例如到场投票的人数、报纸读者数、非赢利性水平联合体的人数等。Luigi Guiso 等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他们使用按照省划分的公民参与所有的欧洲选举和六次全民投票的人数来代表社会信任水平。之所以使用公民投票参与率这个指标作为衡量社会信任程度的指标，不仅是因为此数据容易获取，而且因为公民投票参与率不易受经济因素影响，它更能代表公民对制度的信任和公民责任感。并且从前期研究的成果看，社会信任和公民投票参与率之间是正相关的［6］。 之所以使用公民对全欧洲选举的参与率而不选择国内普选的参与率则是出于以下考虑：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参与选举，而且选举参与度常常因各地政治赞助力度的不同和政党组织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国内普选选举参与率不能代表公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关于居民对金融工具选择情况的统计资料来自于意大利银行对8000个代表性样本的资产组合安排的调查，这些调查收集在《家庭收入和财产观察》中。在样本的选取中他们剔除了重复取样的资料、负收入的样本和年龄超过90岁的样本。关于企业的数据他们使用的是1994年由投资银行对4400个随机抽取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雇员至少10人）调查的资料，这些资料载于《制造业企业观察》中。把同省的三方面数据合并就形成了社会信任程度和家庭资产组合、企业所有权结构之间关系的新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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