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分析社会信任水平对家庭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以按照省划分的公民参与所有的欧洲选举和六次全民投票的人数作为自变量来代表社会信任水平，因变量为家庭现金持有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为了剔除经济增长和司法效率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单位资本所创造的GDP和省级法院完成一级审判所需的年数。为了剔除家庭的某些特征对现金持有率的影响，控制变量中还添加进了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家庭人口、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家长的年龄和教育水平、家长是否结婚和是否为男性、他（她）工作的部门等变量和虚拟变量。 使用托比模型对32019个非重复观察样本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信任对现金持有率为负向影响，即－0.998（0.165），和司法无效指数的平方之间为－0.014（0.004），对单位资本创造的GDP之间也为负向影响，即－0.365（0.382）。在剔除这两个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会信任和现金持有率之间也是负相关的。见表1的Ⅰ，这和前面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如果在以上自变量中再加入反映意大利南北社会信任水平的时间序列指标作回归分析，样本来自北部就以1表示，0为南部。得出的剔除南北社会信任影响后的社会信任对现金持有率的影响依然是负相关的，见表1 中的Ⅲ，而且北部对现金持有率为负影响，而南部则为正影响。为了区分家庭迁移所带来的对社会信任测算的影响，他们根据样本出生地来确定社会信任水平，如果信任是来自由教育形成的内在道德态度的话，那么，个人就应该保留有其成长环境的信任特征。以出生地计算的信任水平代表以个人出生省份计算的信任水平。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社会信任对现金持有率是负影响的。
然后，他们又对这些变量对家庭证券持有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社会信任和家庭证券持有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北部更倾向于拥有证券，而南部对证券持有率的影响是负的。社会信任对消费者信贷遭受拒绝或没有信心申请信贷的影响也是负相关的，而且北部负相关，南部正相关。社会信任和非正规信贷持有率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他们使用概率单位模型利用来自企业的数据分析了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贷被拒绝的概率之间的关系。控制变量中除了包括单位资本创造的GDP以及以省决定的司法低效指标以外，还包括一系列代表企业风险的指标，例如企业雇员规模、企业属于商业团体的情况、是否被兼并、在同一地区是否有主要的竞争者、销售额的三年增长率、税率等。回归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在剔除所有这些变量的影响以后和企业正规信贷遭拒绝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使用同样的方法，他们还分析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信任对企业是惟一所有者的概率的影响是负的。引入南北因素以后，社会信任和单一所有权之间依然负相关，而且北部负相关，南部正相关。
这些经验分析的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对居民金融工具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只有在社会信任水平很高时，直接投资才能成为其金融选择中的主要成分。这就进一步决定了企业制度化变革的环境条件，也就是，只有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时，企业的借贷环境和直接融资环境才可能较宽松，这样才能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市场扩张创造条件。而且，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的实际差异，也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的多元化和企业制度化有重要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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