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地区、规模、经济类型的企业来看，企业经营者选择的结果基本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体制障碍”选择方面，企业经营者看法有些不同，大型企业认为“体制障碍”（42.7%）是产生信用问题主要原因的比重比中小企业（35%）高7.7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企业认为“体制障碍”（39.1%和39.5%）是主要原因的比东部企业（34.4%）高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选择“体制障碍”（42.2%）的比非国有企业（34.2%）高8个百分点。这说明，大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对“体制障碍”的感受更多一些。
（四）提高企业信用的有关对策
关于提高企业信用应采取的对策，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较大的是“加大执法力度”（52.6%）、“加快信用立法进程”（43.7%）和“加快体制改革步伐”（41.4%）；其他依次是“建立企业信用记录”（36.5%）、“加大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31%）、“建立企业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记录”（28.4%）、“通过教育提高全民道德素质”（27.7%）、“减少行政干预”（11.3%）和“提高与信用相关的信息技术水平”（9.9%）。
从不同分组来看，企业经营者对“加大执法力度”、“加大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减少行政干预”和“提高与信用相关的信息技术水平”的选择结果基本没有明显差异。
对其他几个选项，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有所不同，在“加快体制改革步伐”方面，大型企业（44.2%）、中西部地区企业（43.8%和45.4%）和国有企业（49.9%）的呼声较高。
在“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和“建立企业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记录”方面，东部地区企业（38.2%和29.4%）、非国有企业（37.6%和29.5%）的愿望较强；大型企业（39.3%）比中小企业（35.5%）更希望“建立企业信用记录”，而中小企业（29.8%）比大型企业（23%）更希望“建立企业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记录”。
在“加快信用立法进程”方面，大型企业（47.6%）、国有企业（45.1%）的呼声高于中小企业（42.8%）和非国有企业（42.9%）。
在“通过教育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方面，中小企业（28.9%）和非国有企业（28.7%）的愿望强于大型企业（23.9%）和国有企业（25.7%）。
针对上述调查结果，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应提升企业经营者的商业道德素质，在企业和全社会树立讲诚信的公德意识，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信用即财富的共识和理念。
第二，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培育信用社会监督机制。应加快信用立法进程，加大执法力度。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应依靠法律的力量和制度政策来约束信用关系各方面的行为，尽快建立和完善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失信者的成本，鼓励诚信经营。
第三，建立并开放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促进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应尽快建立公用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完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企业经营提供良好的信用服务。
第四，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应尽快形成企业和全社会的信用约束机制，减少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因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现象的发生，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失去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
第五，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政府在建立我国信用管理体系方面应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应逐步建立适应以信用和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信用有机组成的国民信用体系。
编辑cc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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