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柜坊多与非法乱纪之事相联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同罪。”苏轼曾就定州的柜坊说：“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他“出榜召人告捉”。周密《
武林旧事》卷6《游手》载：“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不一而足。”《庆元条法·为政第八》载：“司县到任，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报告，无不知也。”有学者都据此认为柜坊是无赖恶少的犯罪机构，已无金融机构的性质。11 其实，柜坊在宋代仍然是一个存钱物的机构。正因为存有钱物，所以被无赖恶少把持，才能干些非法的行当，不惜损坏国家利益，销钱铸器物以此牟取厚利，满足私欲。正由于在柜坊中出现了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政府才对出现这些违法活动的柜坊严加禁止，但对于正当营业的政府却不加禁止。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宋代柜坊的数量已是唐代不可比的。如苏轼在定州就见柜坊百余所。
宋代寺院放款取利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寺院负责放款的机构是长生库。建昌孔目吏范荀“为子纳妇，贷钱十千于资圣寺长老”12 。这种营生受到时人的贬抑，陆游曾指责“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13 。除寺院经营长生库外，民间也有经营放款取利的机构。如杭州城“有府第富豪之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14 。
由于没有发现直接的史料记载，交引铺具体如何产生，至今难以确知。但有史料记载交引铺与金银彩帛交易铺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东京梦华录》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15戴裔煊先生认为，“所谓‘金银彩帛交易之所’，盖即交引铺，验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之语，及其门面壮阔之情形，使人毫无疑义认为非交引铺无此种情形。”16 又南宋时，“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子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准备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市西坊南和剂惠民药局，局前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17。结合两种记载，我们可以十分明了地看到，经营交引买卖是金银彩帛铺的一项重要业务。也就是说，金银彩帛铺就是交引铺。姜锡东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交引铺交引买卖资本之登上历史舞台，确切地说，不是一个产生问题，而是一个转化问题。就是说，它是由其他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以专营或兼营的方式转化而来。综合各种材料看，它主要是由金银铺、彩帛铺、停塌、质铺等转化而来。”18交引是一种代表财物的有价证券，经营交引业务必须有雄厚的财力，否则就没有能力收购交引伺机获利。金银铺、彩帛铺、停塌和质铺，由于经营业务的关系，一是储备了较为雄厚的财力，有能力收购交引，二是与商人关系密切，经营交引颇为方便。因此，这些机构有能力和有条件进行交引业务的经营。在利益的诱使下，这些机构进行交引买卖获利，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经营业务。这种业务的产生，就使这些机构成为了交引买卖的场所。
1 《南齐书》卷23《褚澄传》载：“渊死，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南史》卷70《甄法崇传》载：“尝以束苎还，于苎束中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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