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信用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的展开，信用制度也面临着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转变。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关系、信用关系和法律制度在我国没有充分发育；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主体的往来主要由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调节，无所谓市场信用问题；而我国市场制度变迁又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市场信用制度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制度。根据我国的制度事实，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进行分析，探索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创新的思路和途径，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
　　信用制度变迁：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逐步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人们的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信用。人们在发生经济社会往来时，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依靠无字无据的“君子协定”来使双方自觉地履行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人伦信用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和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个体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家族成员，而不是社会公民。不仅如此，血缘还是人际关系的基本类型，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范式是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五伦”。五伦中，父子兄弟是天伦，君臣朋友是人伦，夫妻则介于人伦和天伦之间。五伦的基本原则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夫妻则概括一切男女关系。同时在直系的血缘之外有许多准血缘关系，上下比父子，朋友比兄弟，于是一切伦理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充。血缘本位导致了人们对情感的重视。血缘机制的核心便是“情”。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以人情为调节机制，通过“修己正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投之木瓜，报之桃李”的人际互动交往来维护相互之间的信用关系。同时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社会流动性很小，人们从小到大乃至去世都在一块，“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极易建立和保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信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的世界”，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大，人们相互不知底细，商品交换的信用只能依靠契约来维护。在“契约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不再是束缚在“家族”内听任“家长”的支配，而是处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受契约调整，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不是在血缘关系中确立的，而是由每一个人根据契约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成为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连结的纽带、根本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契约是市场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契约信用关系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依靠强有力并且公正的法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普遍化，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人员流动性较大，传统的重复式、人情式交易愈来愈被非重复式、非人情化交易所取代，与此相适应，仅仅依靠人伦信用关系无法满足流动的、分化的、异质的个体之间的经济秩序需要。于是必须借助于以法律为保障和后盾的契约信用关系。因而，信用制度也逐渐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制度变迁。
      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社会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要求由模糊到清晰。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只是一般性地要求诚实信用，但应达到何种程度，却没有任何量化指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要求具体而明确，往往伴有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信用关系的实现程度和可靠程度。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进行信用评估，不仅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估，而且也对国家进行信用评估；不仅有对信用的定性分析，更有对信用的定量分析。
      第二，信用约束机制由弱到强，由软到硬。在传统社会中，信用约束机制方面侧重软约束，即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个体的道德自觉来保证。背信之人、之行受到的是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谴责，仅此而已，难有进一步的惩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约束机制硬化。在现代社会中，信用主要是借助法律权威来监督和保护；当信用遭到破坏时，对责任者不仅要进行舆论谴责，更要实施惩罚和赔偿。依靠制度、“法规”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信用体系的根本特征。
      第三，信用关系作用范围由小到大，由狭窄到宽泛。在传统社会里，信用起作用的范围常常是很狭窄的。由于约束机制较为软弱，人伦信用关系很难在较广的范围内，或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实际地发生作用，多是限于朋友、亲戚、邻里之间或较为熟悉的人之间，带有较浓的人情人伦色彩，所以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人伦信用；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扩展了。与此相适应，信用起作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突破了血缘性和地缘性的限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信用不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交往中起作用，而且突破了国界，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一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关系从封闭走向开放。
      第四，信用价值取向从义到利。在传统社会里，信用关系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强调信用关系是道德义务，应自觉履行，否则便是不义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价值取向上，虽然也强调义，但更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强调信用双方或各方独立的经济利益。商品活动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往往也蕴涵着巨大的市场风险。风险直接来自于商品交换双方的给付行为与对待给付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它使得所期待的对待给付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信用的作用就在于使将来的对待给付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信用从人格利益向财产利益的转化，同时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并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日显重要的基本原因。
总之，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是我国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信用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伦信用是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信用制度。如何实现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变迁，这是我国经济制度和信用制度变迁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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