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信用的基本功能是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未来不确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具有历史规定性。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转轨进程也是信用重构的进程。由于市场经济信用机制的建立滞后于市场经济的推进，因此，在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段时期的信用混乱与失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信用不良的状况下，中国大陆经济有十分迅速的发展。同时，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信用失范：一是由于计划经济变形而来的行政垄断及行政干预所导致的信用失范；二是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所导致的信用失范。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信用规范确实至关重要。但规范信用的根本不是要加强政府的强力管制，而是要明确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社会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
关键词：信用重构 中国大陆 经济发展
一、 引言
信用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文化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信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引起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从道德伦理、文化观念、法律制度、社会资本及信誉资本等多重角度对经济发展中信用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谭崇台，1999，P290-294）。
在我国，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也成了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今年年初闭幕的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信用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无庸置疑，信用问题的被重视，与我国目前的信用状况高度相关。近二十多年来，废约、违约相当普遍①，赖账、欺诈已成为社会公害②，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先生（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25日）的估计，我国每年要为不诚信付出5855亿元的代价——逃废债务造成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合同欺诈造成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已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信用危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近二十多年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正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1978—2000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52%，被一些国内外学者誉为“发展的奇迹”。在信用状况如此糟糕的状况下，为什么有如此迅速的经济发展？如何解释这一似乎矛盾的奇特现象？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信用真的是“至关重要”吗？信用状况继续恶化，会毁掉中国大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吗？或反过来，如果我们大力规范信用，又是否会减缓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如何规范信用？本文将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一些解释。
二、 信用的基本功能与信用作为一种制度机制的历史规定性
信用，广义而言，也就是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西方各国的文字中，信用一词均源于拉丁文Credo。原意是相信、信任、声誉等”（黄达，1999，P51）。我国〈说文〉释“信”：“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作为一种古今中外公认的道德伦理，信用的基本功能是在各社会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机制，建立起比较稳定的长期预期，以方便人们的社会交往，减少人们社会交往的成本。因此，信用与时间、秩序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信用是时间的增函数：时间越长，信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就越大；时间则是检测信用度最有效的标尺，所谓“日久见人心”。另一方面，秩序又是信用的增函数：信用度越高，社会秩序也越好。大至一个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小至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家庭，都需要信用的规范来维持一种较为稳定的秩序。信用是秩序的基础与前提③。这也正如 Arrow （1974）所说，信用是社会系统赖以运行的主要润滑剂。
信用存在的前提，首先是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系，孤岛上的鲁滨逊无所谓信用问题。就经济层面看，人们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越广泛、越深入，信用问题也就越重要、越突出，“经济发展史表明，在本来不认识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交易范围扩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张维迎，2002）。所以，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货币经济也被称之为信用经济。而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虽然也有信用问题，但其本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不是社会化经济，因此也不是信用经济。进一步分析，信用的存在，不仅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系具有不确定性。其根源又在于各社会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同时，各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私人信息广泛存在。例如，借贷关系中，借款人是否信守承诺，是否有还款能力，借款人比贷款人更清楚，也就是更具有信息优势。在商品买卖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信能，商家比购买者更清楚，商家也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经济人”本质上有逐利动机，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机制对交易双方、尤其是对具有信息优势一方的约束，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各种欺诈败德行为。因此，信用的存在就是为了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确立一个规范各方的约束机制，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未来不确定。
由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私人信息的广泛存在，同时也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动机，因此，对不同社会主体的信用甄别，对守信用者激励，对不守信用者惩罚，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维护，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实施。这种制度安排就形成了信用体系的制度机制，它不仅包括强制性的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也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道德评判等非正式规则。当然，不同社会主体内部也还有自己的信用判断标准与自己的信用维护机制，形成社会主流信用机制的补充（例如传统社会中一些手工业与商业行规），有的也可能是反主流社会的信用机制（例如一些黑社会组织的行规）。但是，即便是反主流社会的信用规则，也会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这是一种“普照之光”④。例如，黑社会组织的行规，也讲究组织内部的诚信。“义”“信”无疑也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用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社会主流的信用制度机制也具有不同的内容。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没有、也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信用机制和信用体系。这也就是说，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只能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
自然经济主导的传统封闭社会中，社会经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极少流动，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基本雷同（“你家生产什么，我家也生产什么；你家消费什么，我家也消费什么”），使得社会分工极不发达，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有限。在一个封闭性农业社区，信用的甄别与维护相对而言较为容易。“即使发生逃避责任的现象，也很容易被发现。”（诺思，1994，P105）。从小生活到老的“熟人社会”，保证了传统农业社区居民博弈的长期性，不守信会沦为这个社区的边缘人群，受到人们的鄙薄，成本代价很高。由于一个封闭性的农业社区人员有限，并且人员的组成极为固定，因此，人们的记忆系统及“闲言碎语”⑤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社会用电脑网络构建的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它能有效地甄别与维护这一社区人群的信用。因此，在一个封闭性的传统农业社区，欺诈、赖账、制假等现象极少发生。许多民间借贷，并无白纸黑字的借据，但一般而言也很少出现赖账行为。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如果有一次只借不还，下一次再借就必定十分困难；而且，“闲言碎语”的信息传播，将使得失信者在这个社区都难以再借。由此可见，传统农业社区所谓淳朴的信用良风，并不能主要归结为传统农民的高道德水准，而主要应归因于有一个适应这一社会环境的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
现代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商业原则已主导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层面。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并大大超出了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联系框架，开放流动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本质特征。因此，现代商业社会被称为“匿名社会”，与传统农业社区的“熟人社会”迥然不同。各类社会经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的高频率流动，使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一次性短期性博弈可能会大量存在，仅靠人们的记忆系统和“闲言碎语”已不可能甄别和维护整个社会的信用。商业社会需要一套更精巧、更复杂的社会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它不仅包括完善的法律规则，而且还包括以商业信用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各类商业组织。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企业也就是现代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有效的信用载体（见张维迎，2002，P8）。
建立与完善商业社会的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是一项长期与艰巨的工作。它与自然经济的瓦解、商业经济的推进并不同步。这也就是说，商业社会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的确立滞后于商业经济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解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⑥。尤其是在自然经济社会向商业经济社会的过渡时期，自给自足与人格化关系逐渐为非人格化契约所取代，旧的信用规范正趋向崩溃，新的信用规范又尚未建立起来，以致出现所谓道德滑坡、信用失范的状态。它表现为违约与欺诈现象的增多，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商业社会替代自然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毕竟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分工、专业化、社会流动带来的效益增进毕竟要高于一段时期信用失范带来的效益损失，因此，这种过渡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正如诺思（1994，P198）所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交换的指数倍增，在生产率上形成了巨大的收益，然而，来自这些交换的交易费用上升的代价也是很高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65-1914），是美国从农业经济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以现代工业经济主导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信用道德状况极为糟糕的时期。美国经济史专家吉尔伯特.C.菲特与吉姆.E.里斯（1981，P478-479）写道，“对这个所谓美国工商业的‘黄金时代’进行评价，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学者们对于南北战争后工商界巨头的所作所为如何评价的问题，还没有一致意见。这些人物，因不择手段地做买卖、干预政治生活、不顾社会利益而遭到了公众严厉批评。人们把他们叫做‘强盗大王’，因为，他们为了发财致富和满足私欲，修筑了蹩脚铁路，生产了次品，欺骗了老实的投资人，榨取了工人的血汗，滥用了国家的自然资源。”
三、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进程也是市场经济信用重构的进程
中国大陆不仅面临着从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商业经济的转变，而且还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的信用甄别及维护机制与市场经济的信用甄别及维护机制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信用重构的过程。它的实质可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计划经济的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个人及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限制了各类社会经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社会上的经济联系主要是纵向的行政渠道与行政网络，企业之间、民众之间的横向经济交往与依靠市场的经济联系极为有限，因此，他们之间的信用甄别与信用维护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并不重要。企业，作为政府经营的“生产”部门只是完成生产计划指标；银行，作为政府财政的“出纳”部门也只是按政府的指令发放贷款与吸收存款。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本质上没有独立的企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企业信用、银行信用从根本上说都是政府信用。对于民众而言，政府作出了“大锅饭”与“铁饭碗”的承诺；事实上，政府也不允许民众私人造“饭碗”，拥有私人产权，搞私有制。这意味着政府信用、计划经济信用必须依赖束缚个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潜能、依赖限制私人财产权来维护。
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上信用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确实不多，但这与个人经济权益的缺损、市场的不完全及受压抑、物质的极度匮乏是紧密相连的。个人、企业没有经济活动的自由选择权，不能依赖自主的经济行为来谋利，自然也没有内在的经济动力、外在的经济环境去搞信用欺诈、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由于严格的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很难自由流动，对经济生活中各种违背了计划经济信用规则的违规者甄别与惩罚也十分容易，违规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很低。因此，计划经济在经济层面也确实建立了一套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有效的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不过，我们还需看到，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动机虽然受到压抑，但依然十分强烈。在不可能通过自主的经济活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状况的前提下，人们就只有通过政治地位、社会身份的改变（例如职位的升迁、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来追逐自身的利益，包括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政治地位与社会身份的改变在当时也的确是改变个人及家庭经济状况最为现实可行的途径。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人们政治信用的甄别与维护比对人们经济信用的甄别与维护更为重要，然而，也更为困难。虽然当时也有一套十分复杂的政治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但政治信用状况依然是十分的糟糕，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大量的政治陷害、冤假错案、普遍性的说假话，人们之间缺乏政治上的相互信任。
计划经济的危机，说到底，也就是政府信用的危机。当政府不能兑现普遍就业的“铁饭碗”承诺时，当“大锅饭”已无米下锅、不能保证人人有饭吃时，计划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计划经济政治信用的全面崩溃，也加速了其经济信用全面崩溃的进程。
从制度转轨的角度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就是计划经济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全面崩溃、市场经济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重构的进程。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还有必要吸取计划经济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中某些有用的“历史性资源”；但从总体看，这两种制度的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是水火不相容的。
以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释放了被计划经济长期束缚的个人及社会上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潜能。既然政府不能保证人人都有饭碗，那就逼迫人们自己去找饭碗和造饭碗；既然政府不能依赖计划经济的手段保证“大锅饭”有充足的米下锅，并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就只能依赖市场经济的手段，以个人及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逐利动机为原动力，“八仙过海”，为自己同时也为社会去创造财富。市场经济，它以尊重、保护并依赖个人及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权利为基础；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由企业、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整个社会经济面貌之所以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源盖出于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释放个人及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潜能的同时，在激发个人及各类微观经济主体逐利原动力的同时，如何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以达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自利、互利并有利于全社会”的理性均衡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整个社会还处在摸索之中。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信用机制与信用体系的建设同样滞后于市场经济推进的进程。从“经济人”的角度看，经济个体有逐利动机，社会经济生活中又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如果没有一个与此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有效的信用甄别与维护机制，各种信用欺诈，假冒伪劣产品就不可避免地会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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