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商人还经常预购、包买各种农产品，尤在各种经济作物产品中，这种关系更为常见。为了顺利完成再生产，他们与商人或其他生产者之间发展了商业信用关系，在粮食生产中，各地豪商大贾趁宣府、大同等边镇召商籴买军粮时，“各挟重资，遍散屯村，预先购买，小家已卖青苗”[20](正德元年七月)。湖州等地蚕桑种养之中，“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预租别姓之桑，俗曰秒叶，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31](卷二)③。广东甘蔗种植中“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32](卷十四《食语·糖》)④。在茶叶种植业中，如安徽产茶地霍山“土人素不辨茶味，唯晋、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轻(经)千里挟资装裹粮，投牙预质”[36](卷二《土产》)⑤。
以上四个事例所反映的商业信用关系形态是不一样的。第一例是商人对农民所产粮食的预购。第二例是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用关系，规模不是很大。第三例中“糖户”当是投资的商人，“种蔗之农”应是甘蔗的生产者，不过这里商人所欲收购的，不知是糖，还是用于制糖的甘蔗，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四例是茶商挟资而来，但与生产者并不直接打交道，而是将资金交与牙侩，由他们负责收购。这样，可能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牙人直接收购，直接交与客商贩走。这便没什么商业信用可言；第二种是牙人将资金提前散与生产者(茶园户)，定下茶叶，第二年茶叶新出，再批量交与茶商贩走。由其“隔岁”而来，又是“预质”，作为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便是一种典型的预购关系了。
四、商业信用第二类型：商人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 与以上所述第一类型一样，明代亦是商人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得到大发展的时期，这里我们拟先引证一些小说中的例子，第一例，《石点头》载：小商人周迪夫妇外出讨赊帐来到襄阳，住于旧日主人⑥家，不料老主人已死，询问主人妻儿，只推不知，周迪“瞒着主人家，独自到各处走一遍，那知死的死了，穷的穷了，走的走了，有好些说主人收去用了，可又不是死无对证，转了两日，并讨不得分文”。后又被贼偷走盘缠，正走投无路之际“有两个徽州富商汪朝奉，也在襄阳收讨帐目”，了解到周迪状况及周迪善书算的情况，便言：“既晓写算就易处了。小弟原是徽州[人]，⑦姓汪，在扬州开店做盐，四方多有行帐，也因取讨帐目到此。如今将次完了，两三日间，便要起身。”[21](《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p323)这无论是周迪原来贩货也好，还是汪朝奉贩盐也好，均通过牙行与零售商之间结成了商业信用关系。第二例，《醒世恒言》载：青州城中有李清者欲行医，与开药铺的金大郎商量“问道：你这药材，还是现卖，也肯赊卖?金大郎道：别人家买药的，就要现钱才卖；只有行医开铺的，是长久主顾，但要药料，只上个帐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总数还钱。叫做半赊半现”[22](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P858)。第三例，《喻世明言》载：西安府整厘人杨复，祖上在闽广为商，但到杨复时，家事消乏，于是办些货物，来到漳浦，下在檗妈妈之家，专待收买番禺货物，后因思念西安家小，于是“收拾货物，打点起身。也有放下人头帐目，与随童分头并日催讨”[1](第十八卷《扬八老越国奇逢》，p277)。可见杨复作为贩商是将货物赊给了这些零售商人。第四例，《禅真后史》载：卢溪州辰溪具富商耿氏家派塾师瞿天民与家仆兔儿去河南蔡州府行主人卢店主家收债，因为十年前耿家家主耿鼎在此货卖绒段被卢店主拖欠下价银一千余银，止留下一张空券。卢店主见瞿天民等二人来到，乃邀亲邻置酒相待，饮至半酣，卢店主取一拜匣放于席上，对瞿天民道：“昔日令亲耿君赊缎匹一千余两与小店货卖，不期令亲弃世，小弟连年构讼，店本消乏，以致拖欠日久，未得奉还。近赖四方客长扶持，渐复旧业。该当本利一并奉上，奈春初众客未齐，生计萧索。指着匣子道：止措办得本银六百两，外有些粗缎、布匹、杂货等项，共计一百余两作为利息，伏乞笑纳!余欠本银四百两，另立券约，冬底奉偿。”而兔儿却要求卢店主一本一利还银二千，卢店主只好再措银还债，次日早上，卢店主到亲戚处措置了四百两银子，再邀亲邻，茶罢，卢店主“又道：我与耿家生意往来，又非私债，怎么算得利息?说罢取出银两与众人看了，道：这是白银一千两，求老管家收去，即刻赐还文券。外要什么利钱，一毫休想。不然，任你告理，宁可当官结断。众邻舍一齐道：我们做店户的拖欠客银，此是常例，要像卢老丈这样肯还冷帐的，千中选一”[23](第二回《醉后兔儿追旧债，夜深硕士受飞灾》，p8-10)。第五例，《杜骗新书》载：有经纪廖三者，客人张鲁“买笋数十担，在廖三店中发卖，不时遇风，都放帐未收”。“一日，廖三家中早起炊饭，与商人上乡讨帐”[6](十七类《奸情骗·奸牙人女被脱骗》)。
那么，小说中所反映的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呢?我们将它与其他史籍、文集、方志等类文献材料作些对比，可见，虽然时间、地点无法坐实，但是反映的制度性信息是真实可信的。这里先分行业引证一些实例，如在贩茶中，有人叙述杭州在万历以后，人口增加，风俗转奢，“贸易日多，利息既分，生计日薄，通都大衢之中，虽铺张盛丽，多贷客货，展转起息，至于家无宿储者，什室而五”[24](卷十九《风俗》)。在贩纸中，如“闽人杨明学鬻纸于滑台境内，有李时化者，向之零贩发卖。自非一日，积欠银三十一两六钱，明学急于还乡，不能久待，姑令立券……嗣后不相闻者十八岁……昨岁，明学之弟兴学者忽自闽而至，执券取偿”[25](卷六《李时化》)。在木材贩卖中，如《*[勞去力加田]辞》记载：“兴平人李前，鬻板于东明境内，朝市则侧肩，来者无禁；夕市则掉臂，按籍受偿。然取之者不难，则负之者亦不少矣。督责道穷，然后以一讼谍结其局，此贩商之故智也。今即为细覆之，除行关未发者不具论，逋欠累累：八两七钱五分者则宋光祖也，七钱五分者则范希舜也，二两者则李五儿也，一两二钱五分者则张加善也。光祖先已交讫，而余人之如数断给，岂顾问哉!”[25](卷二《李前》)此与上述杨明学例似未经历过牙行，而是由贩商直接提供给零售商人。在酒曲的贩卖中，如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在顺天府宛平县充当民土工匠后升任文思院副使的瞿林与锦衣卫舍余李奈“赊到韩林院侍讲商良臣已故家人商福淮曲三万三百块，作价四百五十两，后林等拖欠不还。与商福等讦告”[26](卷之二十二《宫殿门擅入·擅入朝班叫称冤枉者枷号一个月充军》p576)。商业信用本来就是延期还款，为什么还有拖欠一说呢?看来可能是因为商业信用也有一个约定的期限，如果过期，便是拖欠了。在粮食贩卖中，如有诉讼范本说：某处牙行“贪琳成性”，“先年骗客米银，致此客由之以死……今年三月，身将黄豆若干投伊行发卖，缘得四月不定期还银证，讵知肉落虎口，吞嚼任由。”[27](卷二《禀帖类·经纪骗客类》)
以上所述均为国内贸易之例，实际上在海外贸易⑧中亦普遍实行商业信用办法，不过与国内贸易比，海外贸易中商业信用引起的弊端似乎更严重一些，故而更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在与各国各地区的朝贡贸易中，如自成化十三年以来，回回等使臣多在京延住一年以上，追其原由“皆由前项夷人本意要得在京延住，又被会同馆前积年久住诈骗之人及无籍号称光棍之徒，串同本馆夫僤等，将各夷带来货物及赏段匹等件，一概赊买，多还虚价”。“及各处夷人财物上手，有作本钱在家经营生利者；有先次欠人钱债，那取还息者；有饮酒赌博花费无存者。及至夷人取讨，百般调”[26](卷之二十《把持行事·铺行人等各夷人交易不许赊买拖骗，违者从重问似……》p516)。此类行为屡经朝廷禁约，但终难止住，至少弘治年间还是如此，弘治三年十五日，礼部尚书耿某的题本引用太傅张懋题奏说：“各国来京进贡夷人在于南北二院安歇，中间多有将带货物到馆，常被馆夫等交串在外买卖之人，不待礼部出给告示及官买，预将违禁货物教诱夷人隐藏，暗行买卖与人，及有等无籍之徒又将哈密等国夷人带来年玉石等货诓赊转卖，久不还钱，致夷在京经年住等。”[26](卷之二十《把持行事·禁约交通夷人私自买卖》，P518)在走私贸易中，在沿海一带“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洞，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则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者]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过于奸商”[33](卷三《日本国》引《吾学编》)。海外贸易中除这种海外贸易商人(包括外商)提供给陆地零售商人(也可能有牙商)的商业信用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信用，即一些缺少资金的散商往往赊贷豪富的货物，带出国销售，航程归来再加利偿还。[34](p135～136)这里虽然带有高利贷性质，但也是一种商业信用。
五、论明代民间商业信用
将以上所引史籍、文集等方面的材料与小说材料互相印证并结合第一部分的论述，对明代商业信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整体认识：
第一、第一类型商业信用，在丝织业、棉织业、制衣业、首饰打造业等及粮食与茶叶、桑麻、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中均存在着。而第二类型商业信用涉及到的商业种类有布商、绸缎商、盐商、茶商、药材商、纸商、木材商、杂货商及各类海外商人。总之涉及到各行各业，整体上说则似以绸布商行业中应用最为普遍、发育最为成熟。
第二、商业信用提供的方式第一种是贩商通过牙行提供给铺店零售商人或生产者；第二种是不通过牙行直接提供给铺店零售商人或生产者；第三种是铺商或生产者提供给小商小贩。以第一种方式最为普遍，而第三种方式则可以说是上述方式的下一级的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多层级的方式，明代民间商业信用深入商业交易的各个环节，对商业资本的运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笔者对一份明代万历年间的染店查算账簿中有关该店信用整体状况的统计看，表现为赊购的商业信用债主占其融资总额之比例由1．2％—20％，从统计到的9个数字看，5％以下占三个数字，15％以下占三个数字，15％以上占三个数字。可见商业信用在当时店铺的负债经营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8]
第三、名义上说，商业信用中的赊买赊卖与私债不同，是无息的，但也须具体分析。首先，如前引小说《禅真后史》中的卢店主与耿姓贩商之间本来是无息，但因偿还货款时间太长，出于“表情”卢店主付出了一定的利息。其次，贩商或铺商对于小生产者的那种商业信用，在货价的折算之中，也是包含了一定的利息因素的。故而后者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高利贷放贷的性质。
第四，明代以后，贩商通过牙行与铺店零售商之间结成商业信用关系以完成商品的流通已经成为一种常例。铺店零售商进货多依赖商业信用途径。这种办法当然可以节省资金，加快商品交易，但因为交通信息、生产周期及销售速度等因素的制约，往往耽搁时日。就正常情况而言，除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周期不论，手工业生产及商品流通中的商业信用是有约定日期的，并且事先会在契约中予以规定，这大概是根据一个大家习惯的比较恒定的贩卖周期而定。当然也有习惯地按月收帐或按节(如端午、重阳、年底)索欠。所谓依贩卖周期是指因为贩商多数投自己熟识的牙行主人，于是此次的赊帐得等下次再贩货物来时再偿还，即所谓的一帐搭一帐。从材料记载中显示出来的时间看，包括正常的及不正常地形成拖欠以后的日期，既有十日、半月、一月、一季者，也有一年、三年者，长的达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可见通过这种信用虽然能使牙商、铺店零售商及生产者节省资金，而对贩商而言，却常常被占有大量资金，甚至在缺乏有力法律保证的前提下，血本无归。这对商品流通同样是十分不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