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情、义、忠、信这些基本纽带如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直至现在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从而论证信用危机的现实原因以及建设信用社会和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家族 分家 失信 公正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这就意味着“孝”是“忠”的基础。笔者在《在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中曾谈到：“父为子纲虽然包括个体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关系，但这不是父为子纲的要义所在，因为父亲对成年已婚儿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维持的根本。”实际上，父亲对未成年儿子的控制是自然而无需强调的。
尽管“情”是家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但“信用”依然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信用关系的从属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下对上不讲信用，则为不孝、不义和不忠，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为社会所不容。而上对下不讲信用虽然不为社会所提倡，但往往为社会所宽容。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注意，这里的“义”不是指“情义”，而是指“道义”。第二，信用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曾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讲信用比喻为能够行驶的车，不也是强调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与朋友交往吗？
信用关系的普遍化有赖于经济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本身对自然经济的从属性质决定了信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从属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从而最终使个人、而不是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分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我们可以一推了之的东西。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总是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一样，不考虑中国的过去就来讨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就等于把一个成年人当作婴孩看待，结果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婴孩。
家族社会的阴影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封建家族在战乱中不断瓦解，但家族的组织形式，家族的思想观念，家族的道德规范等等依然存在着。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一直沿袭“讲成分、查三代”的作法。这是为什么？阶级是按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为什么要查“三代”？这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这种作法等于把个人仍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虽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说，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连”。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对于一个刚从家族社会走出来的新社会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有什么不对，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对，而是社会的不对。在家族社会，个人属于家族，这就好像蜜蜂属于蜂群一样。一人遭殃，满门不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本能地将一切组织家族化，或一切组织本能将自己家族化，这是即使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所谓企业办社会，所谓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每个企业都力图把自己办成一个独立王国，即一个自给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会。因为只有自己靠得住，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计划是为国家完成的，与自己无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仅决定于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实际上也决定于计划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协调性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试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强调内外有别，一个组织排斥另外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排斥另外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区排斥另外一个地区，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进行协调，但高层政府官员又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始终大公无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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