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组织家族化自有其温馨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至今留恋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国的“三年严重困难”4时期，由“三自一包”5、“物质刺激”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激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统论及各种个人崇拜的口号被并非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价响，再次显示了传统家族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场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促使中国人从此确信“猫论”才是正确的。
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个人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但是，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发奖金，人人有份，拉不开差距，结果还是“大锅饭”。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行业之间，而这种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
所谓“大锅饭”，其实正好来源于“大家庭”。“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气势恢宏，但培养出来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大家庭”内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公有制企业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内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铁饭碗，领导坐的是金交椅。从外部看，国有企业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权利就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的集体企业不如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民不如工人。
市场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费品市场，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似。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调拨；虽然名义上有银行，但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统存统贷”，而且信贷计划由实物计划决定。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实际上不存在。只有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分家”？
在农村，问题在开始时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分了“人民公社”的家。家庭，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枯木” 终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民公社的凝聚力都无法与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经济组织，更何况人民公社。
在城市，问题在一开始就异常复杂，因为企业无法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不是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实际上，即使能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承包、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
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样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领导“让贤”呢？实践表明，相当部分的所谓“能人”其实都不过是骗子和“硕鼠”而已；与“让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肆无忌惮的“跑官”、“要官”。
中国古来就有“父母官” 与“子民”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国家化为家族，再进一步化为家庭的幻想。为官要爱民，如父母爱子女；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实际上，一旦超出个体家庭的范围，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是随着家族的扩展而降低的。要求一个家族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家族成员，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职工呢？如何才能保证企业领导者公正无私呢？
遗憾的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家族制度，它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帮助。家族的稳定靠的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现在我们说论资排辈不好，但对于家族来说，严格遵循按辈分、长幼形成的等级是家族稳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国家的皇帝在确定接班人时，往往也不敢轻易废长立幼。家族内部讲和为贵，讲一家子其乐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别则决定于辈分和长幼，赏罚难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也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就正是这样吗？当然，王熙凤还有其自私弄权的一面。不过，在她看来，不以权谋私则她对家族的贡献就没有得到回报，就对不起自己。这其实又何尝不是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能人在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或之后贪污受贿时的想法呢？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选举制，有竞争力的家族领导者都难以通过选举产生，这是由家族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能盲目迷信选举制。第二，家族既难以产生和支持对家族有利的强者，也很难抑制对家族不利的败类，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必须要有耐心，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坚强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数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外来压力有利于团结则有利于改革。这正是家族体制本身的悲哀，而我们现在仍强烈地感受着这种悲哀，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其实仍在家族阴影的笼罩之下，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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