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动力但缺乏制约的改革结果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企业的领导者可能既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东的利益，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为“穷庙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发横财之后远走他国。实践同时表明，由于控制链条太长，国家很难对无数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企业内部事实上存在的等级体制或准等级体制(因为需要加强领导而成为必要)又使企业职工对领导层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不可能，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国有资产在职工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流失的原因。总之，“家”分给谁？对于没有真正的家庭、也无法由真正的家庭来作为承担者的经济组织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结果就表现为产权不清。
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
“分家”没有完成，或者说，
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又何来的信用危机呢？当人们谈论信用缺失的时候，似乎把信用关系在过去的普遍存在作为前提。其实，中国在过去并没有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改革的任务正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在“情”、“义”和“忠”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信用关系总的来说是受到维护的，这实际上由市场存在的必要性所决定。“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碳值”6 的情况肯定存在，但不可能总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市场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明确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受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
首先，借助于市场的个人致富受到鼓励。市场、特别是由不成熟市场所天然具有的投机性而产生的巨大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马克思说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7 对货币财富的疯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视一切，信用观念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观念本来就不够强大，不讲信用在很多场合仅被视为“赖”而已。时至今日，当人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羞惭呢？
产权不清为失信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公肥私很容易发生，也容易得逞，虽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为失信者要么损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业的领导者违背对国家的承诺，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借了国家银行的钱不还；要么
以欺骗的方式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不以强制手段直接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人们对不讲信用的现象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家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从一楼一直安到顶楼的沉重的防盗栏不正在向我们述说着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吗？假货也是消费者自己去买的嘛，因为人们或者可能不知道他们买的是假货，或者不得不买假货。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与种种不讲信用的社会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
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
不讲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业领导、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个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国家的企业借国家银行的钱不还，对国有企业来说，似乎是应该的，而且在背后往往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业往往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政府官员索贿受贿，这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无秘密可言。因此，很明显，根源还是家应该分给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我们的某些代理人手中、即在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和某些相关的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而老百姓作为需要被加强领导的对象，又有多少可以作为的余地呢？
其实，不讲信用是现象，而本质是：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大家庭”真的面临危机了。首先，在各种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无端地变得紧张，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一句话，家族式的组织体制开始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各种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兄弟情义”已开始经受利益争夺的考验，下级对上级已开始“不忠”，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新的家族已经开始萌芽，即权力家族。人们崇拜权力胜过崇拜金钱，因为有权就不难有钱，有权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而仅仅有钱则可能难以有更多的钱。于是，在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中，我们看到“39岁现象”。时间是权力的制约因素，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在对权力的滥用中，我们看到“59岁现象”。
权力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控制系统或支配系统，因此，离开了支持者，就无法行使权力。在权力家族中，这个控制系统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因为被效忠的是位高权重的个人，是效忠者的利益来源。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从的关系。权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组织家族的权力中枢，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在社会下层，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开始出现，“义”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买马”旗帜。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中，圈内人相互“称兄道弟”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深思的。
家族的幽灵始终不愿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成，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家族的幽灵就总有藏身之地，或者说，家族的幽灵被人们所需要，或用于谋私，或用于自卫。但是，家族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发展来说却是严重障碍，因为不管是“情”、“义、”“忠”还是“人情”，它们都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相违背。当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大声呼唤“三公”原则时，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三公”原则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啊！
除了因产权不清而造成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渐进的模式对信用关系的建立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说，有控制、渐进的改革模式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选择才可能防止或减轻社会动荡，但这个选择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牟利，恰恰相反，它会在三个方面诱发和助长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原因很简单：
第一，既然要改革开放，控制就必须放松，必须对企业“松绑”。在法制不健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了发财致富的“硬道理”，“松绑”后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因唯利是图而置信用于不顾势在必然。
第二，既然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需要做试验，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全局的控制，但破坏了地区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不利于信用关系和信用观念的建立，相反，却会助长在中国本来就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和对特权的滥用。“搞关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场合还得以“搞关系”为基础，比如为争取成为改革的试点地区或试点单位而不得不上下打点，这就是特权普遍存在的证明，因为“搞关系”其实就是为了利用特权。
第三，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进行调整或纠正不当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但却同时也使得不讲信用的行为有充裕的时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不断地毒化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不少的人对不讲信用的行为习以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害者往往也自认倒霉。 作者：曹廷贵 孙超英 信用中国 编辑：王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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