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公开发表的一篇长6100余字的论文，其中有近5000字与2000年公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几近于完全一致，雷同率高达80％以上。
日前，记者收到一封读者的邮件：“我是一名普通学生，因为要写论文，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两篇极为相像的文章。两篇文章几乎完全雷同，图表与表述都一样。但让人吃惊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的参考文献中，居然没有提到《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做法！也是一个让人愤慨的做法！”
据了解，《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的第一作者许永刚，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
两篇论文主体部分几乎一字不差 记者找到了这两篇文章，并进行了仔细比较。
论文显示，发表于2006年5月号《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的《
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其收稿日期为2006年4月10日，文章编号为：1007－323X（2006）03－0005－05，对第一作者的简介是：“许永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教育训练学”，作者单位为“广州体育学院”。第二作者是王恒同。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标题的脚注注明，该论文是“国家体育总局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04BTY006”。
而发表于2000年9月号《体育科学》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其收稿日期为2000年2月8日，文章编号为： 1000-677X（2000）05-0015-04，第一作者的简介是“李艳翎，副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是“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第二作者郑吾真，单位是“北京体育大学”。
根据《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等学术规范规定，论文的基本项目、结构和编排格式等信息，可以使每一篇论文都具有惟一性，如文章编号“由每一刊物的国际标准刊号、出版年、期次号及文章篇首页页码和页数等5段共20位数字组成”，这些信息都具有惟一性特征。每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的惟一性也规定着论文的质量和创新性特征。
但仔细比较了公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后，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除引言部分的390多字及结论等部分的730多字外，中间部分与《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几乎一字不差。
“从标题看两者谈的就是一个东西，换汤不换药。”已经退休却仍被返聘的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吾真说。
类似的改变也体现在了小标题上，如前者的前两个小标题分别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内涵与组成要素”、“竞技体育利益格局的概念”，而后者的则是“竞技体育的利益组成”、“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格局”。在文章的大部分篇幅中，小标题完全一致。
文中也有个别字词的改变，如将“其一”改为了“首先”，将“有形手”改成了“看得见的手”，但这种改变也是屈指可数。
前者有3个图表，与后者比较，其中一个图表一模一样，只是其中的个别数据和脚注有出入，而另外的两张图片则极其形似。
不仅如此，前者中也丝毫看不到后者任何作者信息，即使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举。更让人惊讶的是，两篇论文内容雷同率如此之高，但前者列举的18篇参考文献中，却没有一篇与后者所引用6篇参考文献相同。后者的参考文献中有《利益学概论》、《当代中国经济利益结构矛盾新论》等文献，但前者的18个参考文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政治学文献，如《比较政治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前者的这些注释都没有在文中标注，也没有列出页码。而且，参考文献第13条和第16条，第14条和第17条，第15条和第18条，都是内容完全重复的文献。
涉嫌抄袭者认为，问题在于引用时没有忠实原文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有学生向我们体育学院学报反映过这样的事情了，学报也向我反映了。”《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的第一作者、现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说，论文是他带过的硕士研究生王恒同交给学报的。
“这篇文章我没有参与写作，之所以挂我的名字，是因为只有挂了我的名字才不需要交论文的版面费。学报论文版面费一篇一般要交800元至1000元，但所有的学校老师发论文都不用交版面费。”
记者提醒说，第二作者王恒同在2004年硕士生毕业后，于当年留在了广州体育学院教务部门工作，且一直工作至今。许永刚说：“可能是因为不挂我的名字发不出来，学报的专家审稿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许永刚说，王恒同在将论文交给学报之后，才告诉他挂了他的名字，具体告诉他的时间是“交上去以后，论文发表之前”。“他告诉我挂了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具体说你拿这个文章来让我先看一下，可能这是个漏洞。”但他接着又表示，“我不是完全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但发表的时候我没有去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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