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个意见，则针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奖励、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要求严格遵循“决策酝酿、集体决策、执行决策”等三个程序。
“我这段时间去上海，发现上海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了这两个文件，反应很好。”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上海市出台“两个意见”，针对的是厅局级干部、重大事项，表明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进入了关键环节，是十六大以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和监督要求的具体体现。
专家分析，这两个文件的出台，一方面是上海汲取本地经验教训，提出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上海市出台两个意见，也不是孤立举动。这是在中央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的大方向下，在中央的指导下作出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体现出了中央的意向。从长远来看，也给我们厘清了一条思路：对于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只有从制度建设入手，才能最终形成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
叶笃初强调，一个好的制度，必然是一个均衡的制度，既有制约监督的作用，也要有保障促进的作用。上海将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一方面是要以“以制度管权”，加强对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杜绝权利被滥用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合理的制度，也将激发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积极性，保障干部正确行使权力。这实质上是对党员干部的一种爱护。
上海的尝试并非孤例。此前，天津市发生了李宝金、宋平顺严重违法违纪案件，近日，天津市汲取教训，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若干规定》，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力度，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发生。
天津的这个《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一律不准违规插手经营性活动，在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国有企业改制、政府采购等活动中，一律不准“递条子、打招呼，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施加影响，搞暗箱操作”。
天津还特别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及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延伸，要求“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担任有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天津的这个规定尤其严肃了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纪律。天津市纪委负责人认为，个别领导干部外出不请假，不向组织打招呼，极易出现问题。因此，《规定》对领导干部出国、出市、离岗等方面进一步严格了程序和制度。并特别强调外出请假、按规定范围出席会议、因病住院报告等制度。
对此，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指出，“形式主义掩盖下的腐败现象危害更大，必须抓住重点对象、重点环节和重要部位，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的监督。”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除上海和天津外，一些地方在发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后，均注意建章立制，加大了对主要负责人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力度。
力推权力运行透明化 对监督者而言，信息不完整、不真实，监督工作就无法开展。权力运行的透明化，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得以施行的先决条件。十六大以来，我国权力运行透明化的进程，呈整体推进、部分突出的鲜明特点。
今年7月10日上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法庭宣判书显示，郑筱萸除了直接或伙同其妻、其子收取财物合计649万余元之外，还包括在2001年至2003年间，“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启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2001年，郑筱萸主持推动药品管理“地标”改“国标”专项工作过程中，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意见、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没有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即签发有关文件，造成了此后的混乱。
在法庭上，郑筱萸辩称“专项工作未经过国家药监局集体确定为工作重点，是注册司的一项常规工作，无须经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并上报国务院”。而公诉人认为，专项工作的重要性已经决定了其应被列入局工作重点，郑要为其未列入工作重点负首要责任。
汲取郑筱萸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国家药监局亡羊补牢的首要措施，就是推进权力运行的透明化。
郑筱萸伏法的第二天，7月11日，国家药监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即将于10月1日实施的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增强了流程的透明度，即主审集体负责制、审评人员公示制和回避制，做到评审的标准、过程、进度和结果，都全部公开。
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颜江瑛说新《办法》将“明确药品的审评审批过程要保证最大化透明，接受社会的监督”。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权力运行透明化呈整体推进之势。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落实、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公开的内容、形式不断规范，制度和监督保障机制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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