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童石军作热情洋溢的讲演（信用中国编辑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刚才我听了郑教授精彩对我们信用鸡年生动地阐述非常钦佩，昨天开了会以后，我感觉到章政博士提出把4月16号作为信用共建日，所有我们与会的同志集体通过的这样一个信用建设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是有一点体会，我有一点什么样的体会呢？信用联盟，还有就是信用宣言，我参加过，但是没有形成把它作为一个信用纪念日，大家看了凤凰卫视台，凤凰卫视台它在它的节目播的时候，它把每一天世界上发生的什么事，它都要告示我们收视者。如果能够把4月16号我们所有的与会者在人民大会堂关于倡导的信用日，每年都举行这个活动的话，我相信信用应该是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非常地重要。
昨天因为时间比较短，因为后面还有比较精彩的，大家觉得我讲得比较短，我省略两个大问题，我只讲一个问题，把我对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机制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信用体系建设，郑院长讲的，我是比较惭愧，而且媒体都对我比较高的评价，是我是中国信用体系提案第一人，我不敢接受这样一个称呼，因为第一压力很大，因为在我之前，还有比我研究、比我实践多得多，在我之后比我研究更高更深的专家和从事实践的朋友们还更多，所以第一不敢当。
但是有一条我可以这样讲，我对信用体系建设的追求我是比较执着的，执着到什么程度，执着到全国工商联，还包括我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民革的，包括民革的领导都说，这是一位信用委员，我觉得讲信用还可以，不能讲第一，信用委员，在我们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时候，我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从九届到十届，九届的过程正好我在国外考察的时候，如果我没感受我不会这么执着，感受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朋友应该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包括我个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七十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那时候在湖南长沙里面当经理，我就觉得，信用度很高，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时候，我感觉到信用比较高，只要有一个章盖上去，举一个例子来讲，韩先生你那里买电扇，我这里可以给你批发销售电话，我有一个公章到你那里，那时候马上可以发货，那时候在结算方面，因为我们那时候道德很高，而且企业和政府的信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做得比较好，那时候我感觉到，做生意不是怀疑别人，因为我们刚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后，大家充满和平、自信、一种互相信用的关系，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点确实是比较好的。
再过了几年以后，就开始，因为市场经济一步步深化以后，我们这个体系就表现出来比较薄弱了，因为我没有法律作为表彰，完全靠个人的自律，市场经济引入钱的概念以后，人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动作出现，开始在经贸界守约的问题成了大的问题，合同签出去没有用，你要发货人拿了货不一定给钱，有时候出钱不一定拿得到货，就出现了什么呢？信用开始问题了。到九十年代的初期，而且基本上不认识你的人，不可能再有生意可做，集中在同学、同事、朋友这个层面。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恐怕连同学、朋友都没得做，到了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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