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一个银行内部的总行与分行博弈模型或许更能说明四大银行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即自身的整合问题。本章的模型分析表明,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银行内部规模惊人的内耗活动造成的,这种因素造成的不良资产,不妨称为"内耗型不良资产"。
本章的任务即对"内耗型不良资产"的产生背景和产生机制进行分析。与本文在前两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章的分析基本上只是理论层面的分析,最后附的少量实证数据仅是为辅助说明理论。
在银行内耗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统计数据公布"内耗型不良资产的数量和质量",所以这一理论难以得到实证数据的直接检验,但有以下几点可以部分保证分析的可靠性:一是本章两个模型(费用分配模型和资金调配模型)的假设条件相当简单明了,可以逐条加以考证,假设基本反映了四大银行的实际情况;二是建立单一假设成立基础上的模型中银行整体必然复制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真实情况;三是所有推导均采用正规的运算方法完成,自身的逻辑性由数学法则来保障。基于以上三点,如果接受模型的假设,认可模型求解的方法,则同意模型所揭示的结论就有其必然性。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与四大银行总分行关系
四大银行分支机构的架设过程对其总分行关系有持久的影响,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四大银行总分行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类似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体系的关系。这种相似之处对于四大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具体分析四大银行总分行关系之前,简要概括理论界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研究已取得的共识性的成果。
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10%,但在这段经济繁荣时期,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却远远滞后于GDP的增长。在上述阶段,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近31%跌至不到11%,下降20多个百分点。政府开支与GDP之比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跌幅要小一些,结果预算赤字持续增加。中央政府财政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于这一阶段大幅下滑,从改革前的约60%降至1994年的不足33%。到1995年,中央政府的开支中有50%多是靠国内外借债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