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森告诉记者，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瑞典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目前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任何一个瑞典公民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专门制定了《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这就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有意隐瞒非涉密信息。
所以，不仅是瑞典的记者，任何一个瑞典公民想获得某个官员的信息，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像这次瑞典新政府官员被曝出不光彩的历史，就是有人事先到税务局了解了他们纳税、投资等信息。萨林当年用公务信用卡消费，也是瑞典《快报》记者直接到政府及银行索取了她的刷卡记录。在这些过程中，各部门是没有任何理由对相关信息予以保密的。尼尔森说，除了一些受到普遍尊重的生活隐私外，其他的特别是经济隐私，对官员来说是绝对不允许有的，因为这是做政府公务人员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不仅是法律的规定，也被所有的瑞典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就连外国政要也曾领教过瑞典一切透明化的厉害。几年前，瑞典通过全民投票否决了加入欧元区的提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此写了一封“私信”给当时的瑞典首相佩尔松，指责那些投反对票的瑞典人是“固执的笨蛋”，可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就被瑞典各大报纸所转载，并引发了许多瑞典人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希拉克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恼火，就再次致函佩尔松，质问他为什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媒体，结果没多久这第二封信也被登出来了。自此以后，希拉克再与瑞典官员对话总是加倍小心，很怕哪句话又被曝光了。佩尔松也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不但这种所谓的“私信”需要公开，就连他请客吃饭的菜单，瑞典公众也是有权查询的。
百姓认为理所应当
记者了解到，瑞典首相的月薪约为12万克朗，大臣一个月能挣到近9万—10万克朗，不过扣除瑞典比例极高的收入所得税（最高超过50%），他们的工资其实所剩不多，和瑞典最低收入人群比起来，实际收入差距也就是3倍左右。他们挣的这点钱可能比其从政前的收入少很多。就拿刚刚下台的博雷柳斯来说，仅她所拥有的夏季别墅就价值680万克朗，而这是她当官无论如何也挣不出来的。
此外，瑞典的官员没有什么特权，无论多大的干部，一切家务都要自理，国家是不会给他们提供公勤人员的；除了在工作时可乘坐公车外，下班后也只能用私家车或像普通百姓一样去乘公交车。所以，在瑞典如果乘公交车时发现一个高官，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在体察民情，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和大家一样上下班。记者曾经一直纳闷，既然这么多限制，而且挣钱也不多，瑞典人为什么还要当官。在瑞典生活了这么久，记者只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他们确实是凭借政治热情去从政的，正是在这种纯粹的政治热情的驱使下，这些官员才能甘居清廉，接受如此严格的监督。
不过，瑞典百姓却一点也不因为当官是个苦差事，就给他们以任何的同情。记者的朋友利德曼就向记者表示，在瑞典，要求政府以及官员做到诚实、透明是一个基本原则，因为他们的工资甚至一张纸这样的办公用品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所以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利德曼甚至反问记者说，百姓给官员发工资，那么我们自然就是“老板”，官员是“打工仔”，出于这样的身份定位，“打工仔”难道可以侵占或是浪费“老板”的钱财吗？
利德曼告诉记者，很早以前，瑞典也有过腐败多发期。后来瑞典人发现，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来遏制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瑞典下决心公开政务，把所有的官员都放在老百姓的众目睽睽之下，设想一个瑞典官员就有全国900万人的监督，他想不透明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次瑞典新政府出现丑闻后，现任首相赖因费尔特就表示，一方面他会在下次任命内阁大臣时“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会考虑建立对参选议员的任前审议制度，从而在源头上避免政府组建时，挑选有污点的议员进入内阁。十几年前也是因为萨林的“巧克力事件”，使瑞典政府改革了公务信用卡制度，规定政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支出先由个人垫付，然后再持单据报销，从而彻底克服了使用公务信用卡的弊端。
瑞典职业雇员联盟主席诺德先生告诉记者，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执政的中右联盟并没有因丑闻而影响支持率。多数瑞典人认为，出现丑闻并不可怕，只要政府能有勇气去接受舆论的监督并且改正不足，都是可以原谅的。来源：环球时报 信用中国 编辑：余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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