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质疑的客观性。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因而在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将日本政府债券的评级列在工业七国最末，其信贷级别排在博茨瓦纳之后，与拉脱维亚和波兰同等。日本国际金融中心（JCIF）认为，外国评级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独特的商业惯例，评级结果并不能表达真实情况。时任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黑田东彦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详细的评定标准，认为日本拥有很高的个人储蓄率及庞大的海外资产，对国内投资者能完全清偿债务，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调低日本政府债券评级。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预期令全球瞩目，但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华尔街日报》评论，标普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众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这不仅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而且造成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因为中资机构与企业在境外融资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质疑的科学性。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载文指出，评级公司缺乏信息发布工作的规则，发布信息的无规律性使人们对其预测能力产生怀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黄京志认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与模型已经过时，模型使用的数据对于美国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数据更新周期往往超过一年甚至更长，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要。长期以来，三大公司收集和发布信息的活动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13日就此发表评论：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信用评级行业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竞争性和透明度的市场。当为安然公司评级的评级师被质问为什么对安然财务报告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时，该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能力把握安然的业务和财务结构，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财务报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往往变相要求购买其他服务。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就是被怀疑对客户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
      不仅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反而时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公司因为已经存在而合理，因为美国政府而获得垄断地位并具有强大影响力。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它们不仅难以及时、准确地发挥预警功能，相反时常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
      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在美国本土备受质疑。三大公司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的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评估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自2001年底，一连串巨型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美国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评级公司反应滞后，未能发挥所期望的预警作用，自身信誉备受质疑：要么有意隐瞒不报，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与公正性；要么真的没有发觉，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指责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在内外压力下，SEC出具的报告罗列了信用评级业存在的12种问题与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尴尬境地。
      常步市场后尘，在国际领域屡屡失信。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之时，三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与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急速降至为“Ba1”及“B+”，已属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与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三大公司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因此，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评级公司经常步市场的后尘”。
      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三大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往往一个业务声明就能引发金融市场的震荡。1997年以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外贸顺差、制造业竞争力、居民储蓄等项指标都好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东南亚国家所获得的评级均低于美欧国家，由此引发相关国家的资本外逃，恶化了地区的金融局势。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急速调降到“Baa2”，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接二连三倒闭，从而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5日载文评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亚洲危机毫无预感，它们知道的并不比金融市场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现在却火上浇油。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认为，信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可能出现危机形势的信息）毫无作用。人们责备信用评级公司，认为它们要么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到来，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如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要么相反，过早地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加快了危机形势的到来（如在1999年巴西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问题上）。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另一新强权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