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径是“建立信誉——确立地位——产生依赖——实施影响”。穆迪与标普“两强”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开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称：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另一个新强权。
      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间波动。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评级后，山一股价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级后，美国证券公司立即抛售其股票，不仅造成山一股价狂泻，最后跌到1日元，还断绝其从短期资金市场筹资以起死回生的后路。山一倒闭后，美国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机接管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及经营技术，全都归属美林。
      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银行业累积了巨额不良债权。按传统习惯，日本官方、民间机构与传媒，不会轻易触及国内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与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独有方式由银行与金融公司悄然渐进处理，以期不出现重大金融风波。但是，穆迪与标普“毫无保留地”重估日本企业的投资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传统游戏规则，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媒体将穆迪与标普给日本企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描述为：不单像历史上用大炮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黑船”，还像最终全面占领日本的赫尔“最后通牒”，具有强大无比的破坏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现“评级恐惧症”。
      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有研究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表示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将泰国政府的长期借贷级别从A2下降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国大城、京都和泰军人三家主要银行的信用等级，从而加剧市场恐慌，诱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穆迪和标普缺乏客观性，助纣为虐。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反对，两国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要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两强”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因此，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三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限制与三大公司的联系，加强对三大公司的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公司的依赖，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  信用中国 编辑：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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