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机构在职能上的内在冲突，不但要求评级机构自身强化内部管理，而且需要外部监管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需要监管部门通过制度的制定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确保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人、债券承销商、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
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
自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从而触发次贷危机以来，市场各方对次贷危机给予了高度关注。舆论认为，贷款机构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放宽了申贷标准，导致大量低信用等级的借款人获得了贷款；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投行等机构将次贷产品进行层层分解和打包，从中获得高额的手续费。而这些经过华尔街金融天才精美包装的证券化产品构造异常复杂，投资者很难有足够的资料及专业化的知识来评估其所购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而不得不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进行投资决策。
在次贷危机中，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早在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就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有关如何进行信用风险计算的信息。2008年1月，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敦促信用评级机构在告知投资者有关结构性金融工具的内在风险上要做得更好，否则各国政府将考虑通过管制来迫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除了监管机构，媒体的相关批评声也此起彼伏。他们认为评级机构很少受到监管，未能及时向投资者提示结构性金融产品蕴涵的风险，没有起到很好的风险揭示作用；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风险反应迟钝，而在问题出现后评级机构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降级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对大量次贷产品进行降级，“恰好向次贷危机的心脏插了一刀”。
第一，评级机构在进行信用评级的同时提供有偿的结构化设计服务，存在利益冲突。在对结构化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同时，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与承销商共同设计此类债券，对次级债券的分层、信用增级等提供建议，从而收取相关费用。这种冲突类似于独立审计中的自我评价，会影响评级机构独立公正的评级立场。因而评级机构易低估次贷产品风险，给出偏高的信用级别，从而助长市场对该类产品的乐观预期和非理性追捧，埋下风险隐患。
第二，评级机构对评级结果调整滞后且调整幅度偏大，放大对市场的冲击。三大评级机构未能及时地对次贷市场的风险予以揭示，而当风险显现时，又大范围地对级别进行快速调整，从而对市场造成了冲击。如市场传言贝尔斯登出现流动性问题时，评级机构没有行动。而在传闻得到证实后，三大评级机构均采取了降级行动。此外，在没有预警信息的情况下三大评级机构在短时间内对大量的次贷产品降低信用级别，使投资者因债券级别下降无法满足相关监管要求而低价抛售这些债券或不得不补充超额的流动性，流动性进一步趋紧，市场预期加速恶化。这又促使评级机构采取进一步的降级措施，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把次贷危机全部的责任推给评级机构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次贷产品结构复杂，参与者众多，评级机构作为参与者之一，仅活跃在其中的某些环节。因此，我们需要正确看待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责任。
此外，在理解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危机负有的一定责任时，还必须结合评级业务特性注意到以下两点：
首先，评级机构既为投资者服务，又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能，职能的冲突需要恰当的制度和监管来规范评级机构的活动。最初评级机构的出现是单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有用的风险信息。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了其市场公信力，评级结果也逐步为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力。纽约某投资公司结构性金融部门的Arturo Cifuentes博士如此比喻：“好比政府计划在华盛顿建一栋高楼，却任命一家私人公司来定义高楼的标准，那么高楼究竟应该是5层还是10层呢？”而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在缺乏制度保障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评级机构的私权和公权容易发生错位，评级活动的独立、公正、客观的工作立场比较难以保持。
其次，评级机构基于假设，利用模型以及职业判断对债券未来的偿付情况进行评级，预测性的业务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百分百的准确。评级机构在信用评级过程中依赖基础数据，并使用较多的假设和判断。从运行机制上看，评级结果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数据相关，但在复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中，评级机构往往依赖发行机构或者贷款机构提供的基础数据。评级假设和模型的应用使得评级结果存在模型风险，尤其是当这些模型和假设参数未经过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的情况下，风险更大。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的那样，“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经济环境相对稳定时，评级稳定性较高。而在次贷危机中，贷款发放时借款者的信用造假、贷款发放标准的降低以及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迅速上升让再融资越发困难等客观因素加剧了危机的发生，从而使外部经济形势和借款人行为发生重大转变。住房抵押贷款不断恶化的情况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评级机构、华尔街投行等。
【
